魏大本赶紧抱拳作揖道:“下官在。”
王朴道:“各卫所堡所属旱地、水地的丈量和分配,就劳烦你了。”
魏大本道:“这是下官份内之事,下官自当尽心竭力。”
“哈哈。”王朴大笑两声再度坐了下来,说道,“该杀的杀了,该抓的也抓了,可这顿酒席却不能浪费喽,来,张公公,魏大人,我们接着喝。”
……
北京,紫禁城。
在建极殿和乾清宫之间有道门,叫云台门,这就是著名的平台了,大明朝的皇帝一直就有在平台召对大臣问策的制度。崇祯帝曾经在这里两次召见袁崇焕。袁崇焕“五年可平辽”的大话就是在这里放出来的。
当时崇祯帝才刚刚即位,还只是个十八岁的小青年,听了这番大话之后可真是热血激荡,当时就任命袁崇焕为蓟辽督师加兵部尚书衔,再赐尚方宝剑,对治下地方官员有先斩后奏,生杀予夺之大权。
可惜的是,袁崇焕这书生最终并没能在五年内平辽,反而自作主张杀了东江镇总兵毛文龙。建奴在没有了后顾之忧后,遂于次年破关而入,缺乏军事指挥能力的袁崇焕又犯下了一连串的军事指挥错误,致使建奴大军直趋京畿,给年轻的崇祯帝还有京师百姓造成了极大的震动,最终也给自己惹下了杀身之祸。
凭心而论,袁崇焕是个深受儒家理学熏陶的封建儒生,忠君思想在他脑子里早已经根深蒂固,他不可能放着好好的大明臣子不当,却主动投靠建奴当个奴才,袁崇焕也不是个拥兵自重的军阀,假如袁崇焕真想当个拥兵自重的军阀,崇祯帝要想杀他就没那么容易,他也不会在牢狱中劝祖大寿回救京师。
袁崇焕算得上是个有胆有识的忠臣,他的悲哀在于他只有背负百斤的能力,却自不量力硬要挑上千斤重担,最后被压垮了,他之所以被有些所谓的“史学家”鼓吹为大仁、大智、大勇、大廉的民族英雄,其实是因为他的下场太惨,最值得同情,仅此而已。
崇祯帝又要在平台召对大臣了,这次是孙传庭。
崇祯帝望着坐在自己面前的孙传庭,心情是复杂的。一方面他希望孙传庭能够力挽狂澜击退北京城外的建奴,可另一方面假如孙传庭真的击退了建奴,那么崇祯帝当初支持杨嗣昌却把孙传庭下入大狱不就错了吗?
崇祯帝问道:“孙爱卿,三十万建奴云集北京城下,局势危如累卵,不知爱卿可有什么良策能击破建奴?”
孙传庭自信满满地说道:“万岁,建奴虽号称三十万,臣以为最多不过十万,假如建奴像前两次毁关入寇一样,只想在中原掳掠一番,臣未必奈何得了他们,可建奴如果不自量力想强攻北京,臣却有十分把握令其铩羽而归!”
兵部左侍郎倪元潞问道:“孙大人怎么就敢肯定建奴最多不过十万?”
孙传庭道:“建奴不过是辽东一个野人部落,人口不过二十余万,再加上连年征战,族中壮丁最多也就五、六万人,再加上所谓的汉军八旗和蒙古八旗最多也就十五六万人。大同一役,王总兵斩首四万余级,由此可以断定,北京城外的建奴最多也就十万左右。”
群臣听得连连点头,孙传庭这番话听说有理有据,至少听起来满像回事。
崇祯帝道:“就算建奴只有十万,那也非同小可,爱卿还没说退敌之策呢。”
孙传庭道:“臣的退敌之策很简单,京师各府、各县所有百姓、牲畜、粮食一律撤入城内,深沟高垒不与战!待天气转暖,建奴粮草消耗殆尽,不战便可尽退其兵。”
陈新甲道:“建奴如果强攻呢?”
孙传庭道:“建奴敢强攻那是自己找死,北京城头的两百门红夷大炮可不是吃素的。”
周延儒道:“建奴如果效仿大同之役掘地炸城又该怎么办?”
孙传庭道:“建奴能炸开大同城墙,是因为大同守军事先缺乏防备,北京保卫战我们能提前做好准备,又岂能让建奴得逞?退一步讲,就算建奴真的炸开了城墙又能如何,只要有红夷大炮守着,建奴还是进不了城!”
经孙传庭一通分析,崇祯帝和一班大臣终于放下心来。
崇祯帝的心思很快就转到建奴退兵之后的长期国策上来,接着问道:“孙爱卿,建奴退兵之后,又该如何?”
孙传庭整理了一下脑子里的思路,肃容说道:“万岁,臣以为当务之急是恢复万历新政,只有恢复了万历新政国库才会充盈,只有国库充盈了,才有足够的钱粮编练新军,才可能平靖辽事,剿灭流贼。”
所谓万历新政就是指万历年间由内阁首辅张居正领导的一次变革。这次变革包含改革吏治、推行考成法、清丈土地、清理王公贵戚、士林豪强隐瞒的庄田并推行按亩征银的税收一条鞭法。
大明立国以来,皇亲国戚是不用缴纳田税的,中过秀才的士林诸生,不管有没有中举,有没有当官,他们的田产也是不用向国家缴纳田税的。到了崇祯年间大明朝共有二十多万皇亲国戚以及近百万士林诸生。
可以做个简单的计算,假如平均每个皇亲国戚拥有田庄一千亩,二十多万皇亲国戚就拥有两亿亩田庄;假如平均每个士林诸生拥有田庄一百亩,百万士林诸生就拥有田庄一亿亩,两者相加就是三亿亩田庄,而大明朝全国的土地也不过八亿多亩。
这两个庞大的特权集团霸占了全国大量的土地,造成国库税银的大量流失!
万历之后,大明朝天灾不断,兵祸连结,以致国库空虚,入不敷出。朝廷既要对建奴用兵,又要镇压流贼,迫不得已只能加赋,多出来的税赋当然只能加到普通百姓头上,这时候最荒唐的事情出现了,许多地方的百姓辛苦一年居然还不够缴税,他们居然要赔钱种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