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馨宁从洗脸架后面墙角拿出一个白色搪瓷盆,去接了点自来水,又兑了点暖水瓶里的热水。顺手从门后面的挂钩上拿了块白布,她把盆放到地上,过来就要脱徐宁玉的棉裤。
“?!”徐宁玉惊了,“我是男孩子,自己洗。”他一手护着裤子,奋力抢过白布,然后用力把搪瓷盆拉到厨房那边,用墙挡着,“姐,你不要看。”
徐馨宁抿嘴直笑:“小弟,你才这么点大,怎么突然这么封建了?”见小弟瞪着自己,她好脾气地转过身:“好吧,我不看。”心里还是有点奇怪:“你今天怎么突然想起来了,昨天也是我给你洗的呀?”
徐宁玉一僵,随口解释:“反正我长大了,以后都我自己洗!”飞快给自己洗干净,迅速提上小裤子:“洗好了。”
徐馨宁笑着过去端起盆,把脏水倒进厨房角落水泥砌的脏水池,又换了盆热水来给小弟洗脚。她蹲下来认真给徐宁玉搓洗小脚丫,也不嫌脏。
徐宁玉倒是想自己洗,可他穿得棉袄太厚了,根本没法弯腰。抢了布自己把脚擦干净,他赶紧趿拉着棉布拖鞋进了卧室,钻到被窝里脸朝墙躺好。家里地方小,真是没有任何隐私可言,徐宁玉不由得怀念起自己整洁的单身公寓。
想到房子,他忽然记起来一件事,可以说是上辈子发生的。
大概是九八年前后,父亲准备在县城新盖的小区买房,毕竟家里孩子越来越大了,两居室住着实在不方便。王梅的弟弟突然来说他做生意急需一笔钱周转,下个月就还,给利息,把家里存款借去了大半。
结果没几天就传出,王梅他弟卷了钱跑路了,受害人不止他们一家,后来十几年都没找到人。父亲气得差点住院,钱不够,只好在西桥镇上买的房。
在徐宁玉重生前,西桥煤矿因为超过生产年限,早已经关停。矿区废弃了,整个镇子也没有发展起来,镇上小区最后差不多只剩一些老人在住,有条件的都搬去了县城和市区。镇上的房子几千块也卖不出去,而县城的房价早都涨到了六七千一平。每次想起这事,徐建兵都要生会儿闷气。
要预防的事有点多,徐宁玉把这件事也记在心里。现在,他只想找个机会在卧室中间拉条帘子。
隔壁屋,王梅压低了声音,有点委屈地问徐建兵:“是不是小玉不喜欢我,怎么我一来他就要换屋子住?”
“小玉才两岁,能知道什么。就是舍不得他姐,今天他姐带了他一天。”徐建兵不在意地说。
王梅也不觉得两岁小孩能懂什么,但不妨碍她装出副受伤的模样。后娘难做啊,男娃小,不懂事,可那小丫头八、九岁了,是会告状的,逮着机会就得提前在徐建兵面前下点眼药。王梅欲言又止:“那,不会是小馨教他的吧?是不是怕我跟她弟亲?”
徐建兵皱了皱眉头:“小馨那孩子很乖,应该不会。”语气没那么肯定了。
“应该是我想多了。”王梅笑笑,不再追问,转而小声说起别的事。有时候话不说透,效果可能更好。
徐建兵这是二婚,没有婚假,他趁着星期天办的席,又请了三天事假。这时候国家还是一周六天工作制,学校也要上六天课。矿上事假要扣工资,每个月事假超过十天工资差不多就扣完了,没人舍得多请。
第二天,他就赶紧带着王梅去矿上开证明,再去镇上打结婚证,接着跑各种手续,最重要的是把王梅的户口转过来。
这个时候国家还是实行计划经济,城里每人每月能凭户口领二十多斤粮票,还有数额不一的油票、肉票等等。小孩的份额减半,工人除了工资,还有有额外的补贴。
一开始国家管控很严,到了现在八十年代中期,已经逐渐放开,没有粮票也能买到很多东西。但是这会儿拿粮票买米只要一毛多一斤,没有粮票至少要四毛,差得不是一星半点,所以城市户口依旧很金贵。
徐建兵和王梅要出门办事,徐馨宁一早也要去上学。国家从今年才开始实行义务教育,这之前有些家庭都不让孩子上学,尤其是女孩,至多念个一两年,不当个睁眼瞎就要回家干家务,带弟弟。徐宁玉生母是老师,重视教育,徐馨宁一到年龄就去入学了。
家里没有大人,徐建兵只好继续拜托隔壁邻居照看一下儿子。徐宁玉一向乖巧,不需要费神看着,回头还能得一份谢礼,邻居大姐答应得很爽快。
徐家在二楼,家里人都下楼了,徐宁玉也来到走廊,透过石栏杆的缝隙注视着楼下。
徐建兵骑在一辆二八大杠上。这是八十年代流行的自行车样式,黑色的车身比较高,车把手和车座中间有一条长长的车梁,就是俗称的“大杠”。这种自行车看起来很粗笨,但十分坚固耐用。
徐建兵把徐馨宁抱到大杠上侧身坐着,王梅也坐到了后座,三个人就这样保持严重超载的状态出发了。这时候一辆自行车坐三个人很常见,车后座再加个人都是常有的事。
目送他们离开,徐宁玉四下里看了看。楼道里堆着各种杂物,落满了灰尘,又脏又乱。远处家属区也没什么绿化可言,实在没什么可看的,他走路还不太稳当,暂时没有出去,又慢腾腾地回屋了。
徐建兵拜托的邻居是个三十岁左右的工人家属,姓蒋,一个性格热情很爱揽事的大姐。徐建兵喊她大姐,到徐宁玉这就要叫婶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