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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秦国当真容得下我么?”
韩非一言,让赵维桢不禁挑了挑眉梢。
青年公子不善言辞,但这不意味着他惧怕表达。赵维桢不说话,就是要他继续说下去的意思,因而韩非动了动嘴唇,迅速整理好自己准备说的话语。
“历来的秦王,需要的,是一把刀。”韩非放缓语速,一字一句地慢慢说:“国君、君需要的是执行人,而非统、统筹者。昔年孝公有商君,且只有商君,但今日不同。秦王有君上,有吕相,有通古,有诸多将领。有无公子非,于秦、于君并无影响。”
这就是要同赵维桢分析秦廷局势的意思。
赵维桢饶有兴致地侧了侧头。
说实话,赵维桢不是很明白为何他坚持不事秦。
对韩非而言,他不是李牧,不是屈子,不屑于忠君爱国那套。韩非是个彻头彻尾的功利主义者,他只在乎自己的主张能否实践。
与秦而言,他为韩国公子,其实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在先秦时代,身为公室后代而去其他国家做事的人太多了。单论秦国,商鞅姬姓公孙氏,他不仅是卫国公室,甚至与周王室也是实打实的亲戚;后亦有昌平君,即为赵维桢送回楚国的公子启,也是一度在秦国坐到了相国之位。
更遑论公室之后,尚且本身为士人。诸如张仪、李斯这类寒门士子,在各国都没有任何靠山与仰仗,仍然能投到贵族门下做食客,以个人才能最终获得国君赏识与支持。
所以赵维桢思来想去,只能说韩非放弃事秦的原因不在于客观条件。
而在于他自己分析之后,觉得没路可走。
“公子是觉得,”赵维桢回应道,“秦王不需要你。”
“通古比我更、更擅长为臣。”
韩非说着,笑了起来。
他的笑容里有无奈,也有几分骄傲:“非写君、君臣之道,可若要我去、去做违背意愿的事,非不情愿的。”
但李斯无所谓。
秦王要一名酷吏,李斯可以去做。同样的,若秦王政要李斯灵活变通,去做不符合法家定义的事情,赵维桢觉得,李斯大概也能给出相应方案。
如韩非所言,他写君臣如商贾,臣献计、君赠地位作为回报,完全是做买卖。可韩非个人更在乎的是施展自己的抱负——不然他干什么不对韩王百依百顺,还觉得怀才不遇呢?
李斯不一样,打见到他的第一面,赵维桢就知道他的目的在于做“臣”。
观点是他的观点,可李斯比他贯彻的更为彻底。
“因而我初到咸阳,通古对我说,吕相欲保我。”韩非又道:“非感激之余,也心存不屑。”
“因为吕不韦在乎的不是你。”赵维桢接道。
“吕相存、存我,是为与秦王争势。相国……”
说到最后,韩非摇了摇头:“相国乃秦王最大的阻碍。”
韩非这么想,赵维桢一点也不意外。
毕竟他是彻头彻尾的中()央()集()权支持者,吕不韦注定是专()制道路上的最大阻碍。
可赵维桢倒不觉得。
吕不韦确实还想在秦国搞君臣分权的那一套。他的观点有一部分与儒家相同:国君太过强势,就会轻臣轻民,所有的权力集中在一人身上对一国没有任何的好处。
当然了,自己的便宜老公自己最了解,赵维桢知道他会秉承这种观点,有六成在于自己贪权。也就不到四成是因为吕不韦商人出身,他本身为平民而非贵族阶级,自然会在乎平民的生存空间。
但就为这四成,赵维桢也是认定吕不韦还有抢救的余地。
“再说君上。”
韩非的话依然没说完。他看向赵维桢:“我在咸阳,听游策士子说君、君上开明,欲与秦律之下存、存百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