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漫长的历史上,不同的民族创造了一些不同的文化。每当两个文化相接触相撞击时,敏感的人们就能从中体会出、感觉出、观察出两个文化间的同或异,特别是差异,更能引起人们的注意。
要举这样的例子,是颇能举出一些来的。但是,我现在要探讨的范围仅限于以中国为一方的文化撞击。所以,我举例子,也只举这方面的例子。
从中国全部历史来看,同外来文化的撞击,大大小小,为数颇多。但是,其中最大的仅有二次:一次是佛教输入,一次是西学东渐。这两次撞击所产生的影响,可以说是贯串在自佛教传入以后一直到今天的全部历史中。外来的文化同中国固有的文化,在长达两千年的历史时期中,边撞击,边矛盾,边和解,边融合,一步步深入,一步步提高,外来文化在改变着中国文化,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结果形成了现在这个样子的中国文化。这个过程到今天还没有结束,还会继续下去,永远也不会结束。
佛教至迟到了汉代已经传入中国。尽管在最初它也做了一些姿态,甚至依附于鬼神方术,以期能在这一块陌生的土地上立定脚跟;但是,这并不能掩盖它同中国文化的根本差异,敏感的人士不久就觉察到了。牟子《理惑论》援引世俗非难佛道的话说:
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此圣人之所纪也。今佛家辄说生死之事,鬼神之务,此殆非圣哲之言也。
佛教教义与中国文化其他差异也表现出来了。《理惑论》又说:
向佛道言人死当复更生,仆不信此言之审也。
甚至佛教最根本的教义之一:无我(Anātman)也有所流露。《四十二章经》说:
佛言,孰自念身中四大,名自有名,都为无吾,我者寄生亦不久,其事如幻耳。
“无吾”就是“无我”。此外,佛教还有一些行动规范,比如沙门不拜王者之类,都是与中国的传统的道德规范针锋相对的。佛教为一方,中国土生土长的儒家和道家为另一方,它们之间的矛盾与斗争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关于这方面的记载,中国古代儒释道的典籍中都能找到一些。具体的例子我不列举了。唐代高僧玄奘实际上也观察到了中印文化的差异,并且做出了自己的评价。我在这里只举一个平常不引起人们注意的小例子,来说明这种情况。唐太宗应天竺童子王(Kumāra)之请,让僧道协作,把《道德经》译为梵文,以流布五天竺。但是翻译一开始,就碰到了难题:经中的“道”字怎样翻?道士们主张译为“菩提”,也就是梵文的bodhi,是佛家名词。玄奘以为不妥,坚持译为Mārga(末伽),梵文的意思是“道路”。双方争执,各不相让。《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丙详细地记载了这一件事。我从中选出关键性的一节,抄录如下: 。 想看书来
古代穆斯林论中西文化的差异(3)
自此众锋一时潜退,便译尽文。河上序胤,缺而不出。成英曰:“老经幽秘,闻必具仪。非夫序胤,何以开悟?请为翻度,惠彼边戎。”奘曰:“观老存身存国之文,文词具矣。叩齿咽液之序,序实惊人。同巫觋之淫哇,等禽兽之浅术,将恐西关异国,有愧卿邦。”英等不惬其情,以事陈诸朝宰。中书马周曰:“西域有道如李庄不?”答:“彼土尚道九十六家,并厌形骸为桎梏,指神我为圣本。莫不沦滞情有,致使不拔我根。故其陶练精灵,不能出俗。上极非想,终坠无间。至如顺俗四大之术,冥初(物)六谛之宗,东夏老庄所未言也。若翻老序,彼必以为笑林。奘告忠诚,如何不相体悉!”当时中书门下同僚,咸然此述,遂不翻之。(《大正新修大藏经》,卷52,页387a—b)
从这一段引文中,我们可以看到,玄奘在体会到中印文化有差异的基础上,既贬抑了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的序,又贬抑了老庄本身。这是唐代佛道矛盾的一个小小的例子。
到了宋代,高僧赞宁在他的《高僧传》,卷27,《含光传》后面,写了一个“系”。里面讲到佛教“倒传西域”的问题。他由此而讲到中国人和印度人著述体裁的差异,对待哲学宗教态度的差异,其基础也就是文化的差异。我引一段话:
盖东人之敏利,何以知耶?秦人好略,验其言少而解多也。西域之人淳朴,何以知乎?天竺好繁,证其言重而后悟也。由是观之,西域之人利在乎念性,东人利在乎解性也。(《大正藏》,卷50,页879)
在这里,关键的字眼儿是“念性”和“解性”。对于这两个词儿,我在《佛教的倒流》一文中作了详尽的分析,请参阅。我在这里只笼统地解释几句。所谓“性”,在佛典中有很多含义。梵文的prakrti,svabhāva都能译为性。意思是“本体”、“自性”、“本质”,平常所说的“真如”,有时也等于“性”。“念性”,就是“忆念性”,着重在传录,不重创新。“解性”,就是“解释性”、“分析性”,着重在创新。一传承,一创新,中印的区别就在这里。我个人认为,赞宁这个对中印思维和行动的差异所做的结论颇为深刻,极有启发性。
上面讲的是中国文化和佛教的差异,中国和印度的差异。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第一次同外来思想或外来文化的撞击。
第二次撞击就是一千多年以后明末清初时期的西学东渐。从此以后,我们才有了“中学”和“西学”这样的名称,才有了“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这样的说法。“西学”的先遣部队是天主教。耶稣教入中国,并不自明末始。但是像明末清初这样大规模的传入,确还是第一次。唐代所谓“三教”是指儒、释、道。此时又来了一个新三教。道家退出,增添了一个天主教。矛盾和撞击就在这个新三教中展开了。三教之间(事实上代表着三种文化)的纵横捭阖,请参阅方豪:《中西交通史》,(五),第五章《欧洲宗教与神哲等学之东传》。我不再详细叙述。
到了19世纪,经过了鸦片战争的考验,中国天朝大国这一只纸老虎,被戳上了几个大窟窿。有识之士,如魏源等等,一下子睁开了眼睛,看到了眼前世界的真相,特别是西方世界的真相,一时痛感前非,大声疾呼,想把入睡的中国人唤醒。从此时起,“西学”(我没有研究过这个词儿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形成的)的含义有了根本性的改变。它不再是仅仅涉及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等等的空洞的学问,而是同船坚炮利、富国强兵联系起来了,其意义与前此迥乎不同了。其后又经过了八国联军、甲午海战等等丧权辱国的战争,到了19世纪末年,张之洞等人又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样的主张,充分承认了“西学”的地位,使之与“中学”并列,差别只在体用。到了此时,东西文化的差异被充分认识与肯定。到了五四运动时期,喊出了“*与科学”的口号,认为这两种东西是西方的东西,中国必须传入。这一次影响深远的运动,实质上也是东西文化撞击的产物。五四以后,关于中西文化的大辩论还发生过多次。到了今天,大家都热衷于讨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问题。传统文化就是中国文化,是东方文化的代表与基础,这一点毫无疑义。而现代化,虽然不就等于西化,然而西化的成分却是很突出的。这一点也可以说是无疑义了。这一个事实也是东西文化长期撞击的余震。
古代穆斯林论中西文化的差异(4)
我在上面用极其简略概括的语言描述了中国两千年来中外(后来是中西)文化的差异与撞击,当然也有融合。现在再回头来看本文开头时引用的那几段话。这几段话说得已经清清楚楚,用不着再作什么解释。我现在只想就这几段话说点感想或者看法,最后解释其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