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始,我对因《舞台姐妹》遭受批斗感到很困惑。后来当我知道真相,也就改变了我之后拍电影的方式。这不是我个人的问题,是整个生活经历改变了我。我父亲是自杀的,母亲后来也自杀,都是因为我的关系。这个时代带给我很多思考。我们这一代人比较成熟,尤其是邓小平,他不想要再有政治争论。真正重要的是经济发展和人民的生活。我们现在还没全部小康,但至少开始转好。这是鲜血得来的教训。许多人不知道为什么我“文革”以后的电影都是很黑暗的悲剧,不像“文革”之前都拍生活的光明面。1950年代的生活确实比国民党统治的台湾好得多,但是后来比较糟糕。要不是走过这条弯路,你现在不会到上海来。为什么这个国家现在会起来?是经过了很多痛苦还有很多教训,但这时候我们成熟了。我的电影也同样经过了起落。我拍《天云山传奇》和《牧马人》,仍然有人想要批评我,但我们已经学到教训。当时可以用高压手段批判《舞台姐妹》是“毒草”,现在不敢说。如果在过去,《天云山传奇》、《芙蓉镇》绝不可能出来。时代已经改变了。
●──您拍摄《舞台姐妹》的时候,不曾想过会遭受这么大的批评?
根本不会想到,那时谁会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情?国家主席刘少奇(1898—1969)都没想到会遭到这种命运。他受到严厉的批斗,邓小平也是。邓小平被打倒了几次,送到江西劳改。他又复出之后,问我们的国家怎么会搞成这样?他思考了很长时间,倡议了很多政策上的改革。他跟所有人一样都有同样的疑问——当时并不是我一个人不能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你们把这问题看得太小了,整个国家都陷入混乱,连国家元首都被打倒。我为什么拍悲剧?不是我想拍,而是生活逼得我非要说话不可。我很多朋友被打成“右派”,吃了很多苦,有些人就走了,我一定要替他们说话。要为这些不能再说话的人发声。所以像《牧马人》、《芙蓉镇》都是在极大的激情之下拍的。如今很多人都在谈歌舞片、数码片,认为那是观众唯一关心的。其实相反,只有对社会生活真诚的感情和切实的反省才能打动观众的心弦。《天云山传奇》就是这样一部电影。“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有很多冤案。胡耀邦(1915—1989)做总书记时把几千万人的冤案都平反了。所以这部电影在这个时机出来,获得很大的共鸣及世界的注目。《芙蓉镇》也是,中国的问题不看这部电影你不会了解。《芙蓉镇》到日本上映时,日本人说:“谢导演,原来是这么可怕的灾难,这么小的镇子也发生这么大的悲剧,你们真是苦啊!”经由我的电影,人们更了解中国发生了什么事。美国是不可能拍出这样的电影的,因为两个国家的历史经验不同,美国人怎么会过这种生活呢?所以必须研究我们国家的历史才能了解我们的电影。很多美国学者写的文章都不着边际。很多人说谢晋导演你吃了很多苦,我说不是我,是整个国家!连国家元首刘少奇都死在牛棚,骨灰都几乎找不到了。我们经历如此巨大的悲剧,我们自己把它克服了。
现在第六代导演根本没经历过这些,他们拍出来的电影当然跟我们不一样。有些影评家很糟糕,老拿我们比,但比较是不可能的。美国今天的电影怎么跟卓别林(CharlieChaplin)的电影比较?它们完全不同。美国现在不可能拍出跟卓别林一样的电影,因为时代完全不一样。这是非常简单的道理。现在不可能拍出1950年代美国最优秀的电影,难道现在的美国电影工业还可以出现另一个卓别林吗?不可能。每个时代都有它电影的风格,而我们和下一代的电影风格不同,我觉得非常自然。
●──1970年代、“文化大革命”期间,电影导演因为当时激进的政治气氛而无法拍摄电影。然而您不同,在那段时间您作为一个电影人,仍持续您的电影梦──或该说是噩梦?在这样社会动荡、政治高压的年代拍摄电影,是什么样的景况?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拍过电影,拍过样板戏。当时虽然还没复职,但是什么都打倒了、都没人了,所以我和其他一些年轻电影导演就被指派拍样板戏。这些戏都是当时政治气氛的产物;现在回想起来,那真是场噩梦。不光是一场噩梦,我父亲吃安眠药自杀、母亲跳楼自杀,都是我去把他们抱上来的。当时我还关在厂里不许出来。一开始我很自责,后来也想通了,这不是个人的悲剧。那不只是针对着我,即使那些创建我们国家的人也都遭受了迫害。我估计以后会有很多的作品从这场悲剧里出来,会有真正反省“文化大革命”的杰作。这是人性的毁灭,发生在父子之间、朋友之间,这是时代的悲剧,我们中华民族的悲剧,以前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在提到“文化大革命”总会称它“史无前例”。我们应当记得这个词,“史无前例”,过去历史上没有过。毛主席是犯了严重的错误,中国以后一定会出现非常重要的作品。
我想,研究一个国家的电影,尤其是重要的电影,要了解很多那个国家的历史背景。越战结束后有些电影拍得非常好,像科波拉(FrancisFordCoppola)的《现代启示录》(ApocalypseNow,1979)。如果不是这场战争,也不会有这些电影创作出来。后来我几部主要的电影也一样,像《天云山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