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
ZhangYimou
佻达飞扬的色彩FlyingColors
过去二十年来,中国没有第二个导演像张艺谋获得如此多的赞誉、崇敬、争议与批评。电影导演一向擅长将明星塑造为偶像,但少有导演自身达致如此地位。张艺谋即是中国少有的一位追随者之众,可与他的明星演员巩俐、章子怡相匹敌的电影导演。张艺谋于1951年出生于西安,成长于“文化大革命”期间,因为“出身不好”饱受不平对待之苦。他的兴趣是摄影,虽然1978年时已经过了入学年龄,但北京电影学院因为他优异的作品,破例让他入学。张艺谋在既有的基础之上,继续学习摄影,毕业之后成为第五代中视觉风格最有力量的一位。在广西电影制片厂期间,他的摄影作品包括张军钊的《一个和八个》,陈凯歌的《黄土地》、《大阅兵》,打破了中国电影既有传统,塑造出全新、独特的电影语言。
1987年,张艺谋由摄影转执导筒,处女作是《红高粱》。这部电影以1920、1930年代为背景,追索九儿(巩俐)如何在患了麻风的丈夫死后以她的能力与美色确立自己的地位。全片中心围绕着九儿与把轿头(姜文)的复杂关系——他救了她,强暴她,并成为她的情人。故事的前半部描述家族酒厂的振兴,直到日本人来犯,全片调子转为全村起而抵抗的过程。《红高粱》奠定了几个张艺谋日后作品中不停反复的主题:迷人的色彩、对于改编小说的强烈兴趣(尤其是那些故事背景在解放前的作品)、政治涉入、窥探的凝视,以及对于欲望(多半压抑)的大胆描写。张艺谋的缪斯巩俐在这部电影中初试啼声,她美丽的形象与充满爆发力的演出,还将在张艺谋下个十年的作品中倾力发挥。
在《菊豆》和《大红灯笼高高挂》中,张艺谋继续发展这几个主题,独特的视觉风格在他的电影中更形突出,并且更加着力强调布匹的色彩、华丽的织锦,和高挂的红灯笼。《菊豆》和《大红灯笼高高挂》是对于如下主题的进一步探索:年轻美丽的新娘嫁给旧社会老迈(也多半是象征其阳痿)的父权家长。而同时,张艺谋也因这三部电影招致以东方风情迎合西方观众对于中国、尤其是中国女人的迷恋与幻想的批评。对于这些指控,张艺谋有他的回应。
到1990年代中期为止,张艺谋和创作伴侣巩俐不停地拓展对于各个历史时期、不同类型与拍摄手法的探索与尝试。1992年的《秋菊打官司》标志了全新的突破,如同张艺谋在访谈中所表示的,连他的合作伙伴都不看好能够成功。《秋菊打官司》是在陕西农村拍摄的,故事是描写一个农村女人因丈夫被村长踢伤了下体而进城告官,在中国官僚体系中不屈不挠地“要一个说法”。这部电影对张艺谋的创作而言是一次重要突破,他摆脱了以往华丽的画面、抢眼的色彩,拍出了朴实、纪录片式的写实风格,而巩俐也演活了一个怀着身孕、力争权益、倔强顽强的农妇,优异的表现为她赢得了威尼斯电影节影后的头衔。《活着》改编自余华的得奖小说,不仅是张艺谋第一部以“文化大革命”创伤为主题的作品,也以更宽广的角度探讨了当代中国的历史与变化。电影涵盖了从1937至1945年的中日战争到“文化大革命”的这段历史,《活着》提出了在命运与大历史之前何谓生存的动人思考。在1995年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中,张艺谋继续他的新尝试,这部电影是他与巩俐合作的尾声(直到2006年的《满城尽带黄金甲》才再度合作),电影试图重现1930年代颓废的上海帮派世界,摄影极为华美。
《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后的十年,张艺谋摇摆于花哨的都市喜剧,像《有话好好说》和《幸福时光》,和近似《秋菊打官司》的写实作品之间,例如1999年的《一个都不能少》,和2005年描述日本父亲与儿子之间复杂关系的《千里走单骑》。不过,对于大多数观众来说,最大的惊奇还是张艺谋拍的武侠片,包括2002年的《英雄》、2004年的《十面埋伏》和2006年的《满城尽带黄金甲》。《英雄》打破了中国电影史上的票房纪录,也引发了对其中潜藏的政治意识前所未有的批判声浪,这部作品被指控为支持极权主义,甚至法西斯主义。[1]张艺谋驳斥这些指控,并且表示色彩的设计先于政治框架设定,故事背景在秦朝是出于他对颜色的迷恋。《十面埋伏》避开了政治争议,而着力于武侠类型,牺牲、复仇,当然,还再次以颜色决定了历史背景。《十面埋伏》依循《英雄》商业成功的模式,发行后跃升为当时中国电影史上第二赚钱的电影,仅次于《英雄》。
除了摄影和电影导演,张艺谋还是制作人(《龙城正月》)以及演员(《秦俑》和《老井》),并且多方尝试其他艺术表现形式,包括歌剧、芭蕾甚至广告,他因为洗发水广告而发掘了章子怡。1998年,张艺谋与祖宾•梅塔(ZubinMehta)合作,在北京的历史古迹紫禁城露天演出八个场次的普契尼(GiacomoPuccini)的《图兰朵》(Turandot)。在《大红灯笼高高挂》为他赢得国?声誉近十年之后,张艺谋将这部华丽的电影改编为芭蕾舞剧。2004年,张艺谋参与了大型多媒体表演制作,将广西的一个中国经典故事《刘三姐》带进二十一世纪,并且导演了2004年奥林匹克运动会闭幕式中展示中国风采的段落。
这次访谈地点在洛杉矶,时间是2005年1月16日,一个小时之后就是第六十二届金球奖(GoldenGlobeAwards)的颁奖典礼,《十面埋伏》入围了最佳外语片。典礼之后,与会者云集好莱坞彻夜狂欢,张艺谋回到他的旅馆房间,继续他下一部影片的剪辑工作。
●──能不能谈谈您的童年,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背景之下长大的那段日子?
嗯,童年时,我觉得未来是没出路的。因为我的政治背景不好、家庭出身不好,我父亲以前是国民党黄埔军校的军官,我父亲的两个哥哥也都是黄埔军校的军官,是国民党,所以政治背景特别差。我父亲在“文化大革命”当中被定型为最高级别,也就是“双料反革命”!就是“历史反革命”加上“现行反革命”,尤其“现行反革命”就很可怕啦,等于是被镇压对象的最高级别。这样的家庭背景底下,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就很糟糕。对我来说,“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充满悲剧的回忆,被抄家,被送到农村,这种回忆本身就是很悲剧的。那时候对我来说,是没有希望的,是绝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