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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第1页）

根据中国矿业联合会发布的信息：按照矿产目前现有的储量，在45种主要矿产中，能保证到2010年需求的只有24种，能保证到2020年需求的只有6种。而据国土资源部对中国矿产资源储量的分析和预测，到2020年我国将面临严重短缺的矿产资源有7种，包括铜、锌、钴、铬、金刚石和铂族金，面临短缺的矿产资源有6种，包括铁矿石、铅、锰、锡、铅和镍。

相对于欧美制造业企业而言，中国制造业的单位资源产出效率低得多，也就是说，同样制造一个单位的产品，中国不得不开采出更多的矿藏。按现行汇率计算，中国单位资源的产出水平仅相当于德国的16、美国的110和日本的120。这就更加大了对矿藏的需求。

显然，这种对矿产资源需求的持续增长必然将导致矿产进口的大规模增加，进口依存度会逐年增高。像今天上演在国际铁矿石上的“疯狂”涨价行为，未来可能扩展到更多的矿产资源上，“中国需求”已经成为影响国际原材料价格的一个重要因素。　。。

第三章　博弈的本钱（5）

4。　形势严峻的水土林木

制造业的高速发展不但消耗了大量的能源与矿藏，也直接或间接导致了土地、耕地、水资源等人们赖以生存的资源大量减少，已经严重影响到人们生活的质量和宜居程度。

土地：每年新增水土流失面积1万平方公里。

目前，我国土地沙漠化、水土流失等生态问题十分严重，成为最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水土流失总的情况是：小片治理，大片加剧；上游流失，下游淤积；灾害加重，恶性循环。建国初期全国水土流失面积为116万平方公里，目前已达到367万平方公里，增加了倍，约占国土面积的38％，全国平均每年新增水土流失面积1万平方公里。

耕地：人均耕地面积仅亩。

根据国土资源部资料，2003年我国耕地资源总量亿亩，人均耕地面积仅亩，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40％，即我们以世界土地的7％养活着占世界22％的人口。在2000多个县（市）中，有600多个县（市）人均耕地面积在世界公认的人均耕地警戒线亩以下。耕地资源开发程度已处于世界较高水平，土地复种指数较高，进一步提高耕地资源开发程度的空间十分有限；优质耕地仅占耕地资源的13；部分耕地污染、土地盐碱化、沙化和退化严重，后备资源严重不足。

森林：林木总蓄积量不足世界总量的3％。

我国森林总面积15　万公顷（折合亿亩），林木总蓄积量不足世界总量的3％；森林蓄积量为亿立方米；森林覆盖率，排世界第142位；人均森林面积公顷，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15，排世界第120位；人均森林蓄积量立方米，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8，排世界第121位；我国年人均消费木材立方米，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3，差距十分明显。

水资源：将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瓶颈。

目前突出表现为水资源短缺、水污染和洪涝灾害三大问题。中国人均淡水资源占有量不足世界人均水平的14。目前有一半以上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均水资源拥有量低于国际公认的用水紧张线，其中有10个低于严重缺水线。正常年份全国缺水量近400亿立方米，其中农业缺水约300亿立方米。全国城市缺水日益严重，2000年我国663座城市中，有400多座缺水，其中108座为严重缺水城市。

在水资源严重缺乏的同时，我国的用水效率却很低，水资源浪费量非常大，目前我国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和效益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存在很大差距，　2003年我国万元GDP用水量为465立方米，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倍。农业综合用水效率仅为~，全国工业万元增加值用水量为218立方米，是发达国家的5~10倍。

三、取之有尽的“人口红利”

1。　“民工荒”探源

尽管在当前全球性经济危机下，世界普遍出现了失业人口增多的现象，但留心时事的人一定还会对不久前发生在中国南方很多城市的“民工荒”留有记忆。

2004年到2007年间，我国在很多地区发生了较为严重的工人短缺现象，媒体称之为“民工荒”。中国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监测中心提供的《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地劳动力市场呈现出缺工现象》统计报告中指出：2004年第二季度，在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省的12个城市，有7万人进入劳动力市场求职，但用人单位的招工名额则达到万人，缺口万人。另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4年9月上旬发布的《关于民工短缺的调查报告》中显示：沿海一些城市的用工需求和应聘比率为1：7，仅东莞就短缺民工70多万。

第三章　博弈的本钱（6）

这种不同寻常的现象一时成为人们讨论的焦点。“民工荒”发生在中国这样一个就业压力如此大的国家，显然有些有悖常理。由此，理论界探讨多年的“人口红利”问题开始成为大众讨论的话题。

理论界认为，中国经济之所以在这30年来始终保持一个高速增长的态势，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就是“人口红利”的支持。什么是“人口红利”呢？按照人口学家的划分，小于15岁和大于64岁的人口被视为需要扶养的“依赖人口”，而15岁和64岁之间的人口则被视为劳动力人口。依赖人口和劳动力人口之比如果小于50％，意味着社会进入人口的“红利期”——此时社会总人口会呈现“中间大，两头小”的结构，劳动力供给充裕，社会负担相对较小，储蓄增加，进而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增长，故称其为“人口红利”。反之，如果依赖人口和劳动力人口的比例超过60％，则意味着社会步入人口“负债期”，此时较高的社会抚养比例将会对整个经济增长带来不利。这很好理解：这些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主要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推动为主，而产业中务工的劳动人口基本都处于青壮年，正是由于这些年轻打工妹与打工仔的贡献才成就了中国GDP的高速增长。

20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创造的“东亚奇迹”，就和它们充分利用人口转变带来的有利时机有着密切关系。东亚经济起飞正好发生在人口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转变阶段，这种积极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为经济增长带来了一个获得“红利”的机会之窗。研究证明，在1970—1995年期间，东亚经济实现了年均的人均GDP增长率，高于其稳态增长率个百分点，其中，人口转变因素的贡献为14～13。

反观中国，中国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步入“人口红利”期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高达的出生率，制造了中国前所未有的婴儿潮。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这些在婴儿潮中出生的人们开始踏入工作岗位，我国的人口结构发生明显的变化，劳动力人口比重增大，同时老年人占比却并没有增长，少儿占比又大幅度降低，这种人口结构为社会供给了充足的劳动力。

随着大量年轻劳动力进入生育期、储蓄期，拉动了国内需求，同时制造出43％的高储蓄率，高储蓄率带动高投资，资金不断投入生产性支出，从而带动了GDP增长。著名人口学家蔡昉研究认为：“1982—2000年中国劳动力人口比重高与抚养比下降对人均GDP增长的贡献达到。”

而如果现在假设中国在这30年间，社会中的主要成分是由老人构成，故而提供不出如此多的壮劳力的话，那么可以想象，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就无法实现快速发展，中国的经济也就不会有如此大的进步了。所以说“人口红利”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条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