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园

译本序（第1页）

时间对作家和作品的评判，是最无私而又公正的。

一八三〇年十一月十五日，司汤达的长篇小说《红与黑》在法国巴黎问世以后，在毗邻的德国立即引起文学巨匠歌德的注目，耋老的歌德认为它是司汤达的“最好作品”，并称赞作者的“周密的观察和对心理方面的深刻见解”[1]。司汤达的这部小说在俄罗斯也有它的知音，托尔斯泰“对他的勇气产生了好感，有一种近亲之感”[2]。

而在本国，《红与黑》却遭到不折不扣的冷遇。批评家圣佩韦讥讽作家笔下的人物尽是些“机器人”[3]；报纸评论几乎同声谴责据信应由作者负责的小说主人公于连的“道德的残忍”[4]。公众对这部小说也十分淡漠，初版只印了七百五十册，后来依据合同又勉强加印几百册，纸型便被束之高阁。

这正是司汤达在世时整个文学际遇的一个缩影：他所写的三十三部著作，只出版了十四部，而且大部分长期躺在书店的架子上；只有巴尔扎克为他的《帕尔玛修道院》写过一部题为《亨利·贝尔》的专论，发表了有分量的赞许。

但是，司汤达最了解自己作品的价值。他一再坚称：“我将在一八八〇年为人理解。”“我所看重的仅仅是在一九〇〇年被重新印刷。”“我所想的是另一场抽彩，在那里最大的彩注是：做一个在一九三五年为人阅读的作家。”

历史实际上绰绰有余地兑现了这些预言。自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泰纳[5]为首的一批巴黎高等师范学校造就出的文人掀起“发现”司汤达的运动以来，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而今，司汤达早已赢得他在法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理应占有的重要地位；以《红与黑》为最高代表的他的一些杰作，早已当之无愧地跻身于世界文学名著之林。

司汤达在为《红与黑》初版所写的“出版者告读者”中声称，他的这部作品“是在一八二七年写的”，“在七月的那些重大事件[6]发生……时，已经做好了出版的准备工作”。这句话只有一半真实。我们知道，七岁丧母，形同孤儿的司汤达，对一切都心存疑窦，因此处处设防，养成了掩掩藏藏的习惯。为了能在作品和书信中畅所欲言而又避免警察和检查当局的纠缠，他使用的笔名有四十来个，落款达七十种之多。他最常用的笔名“司汤达”，几乎代替了他的真实姓名玛丽-亨利·贝尔。在《红与黑》写作年代上，他同样真真假假。今天已经证实，虽然确如他所说，《红与黑》在一八三〇年七月已准备好发表——有他这年五月与出版商签订的合同为证；但它的写作年代却在一八二九年十月至次年四月的大约半年时间；至于小说的构思，则最早只能始于一八二八年，因为是一八二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至三十一日的几期《法庭公报》，向作者启示了未来小说的故事框架和人物雏形。[7]对有助于了解和研究社会的各种文献嗜之为癖的司汤达，是《法庭公报》的热情读者。一八二八年初的一天，上述几期《法庭公报》对伊泽尔省重罪法院正在审理的一桩刑事案件的报道映入他的眼帘。那案情大致是这样的：现年二十五岁的安托万·贝尔德是布朗格村一个马掌匠的儿子。他身体孱弱，不适合体力劳动，但在学习方面却颇有天分，村里好几位头面人物便设法帮助他进身教会。当地的本堂神父收留了他，教他学文化。一八一八年，他进入了格勒诺布尔市的小修院。一八二二年，他因患病而中断学习，经那位本堂神父介绍，受雇为米肖先生的一个儿子的家庭教师。我们从报道中看到年轻的家庭教师在法庭上一口咬定和比他年长十一岁的米肖夫人发生恋情。因而米肖先生把他扫地出门。此后，他两次找到工作，可是不久都被辞退。他重又寻求走教会的道路，也均遭拒绝。他把自己的厄运归罪于米肖夫妇。一八二七年七月的一个星期日，他潜入布朗格村的教堂，先向米肖夫人，后向自己，连开两枪，两人都重伤倒在血泊中。

发生在家乡的这桩未遂事件，引起司汤达浓厚的兴趣。他绝不以为贝尔德对米肖夫人的爱情有什么大逆不道。在与贝尔德相仿的年龄，他也怀着同样的渴望：“我认为我是为最高级的社会和最漂亮的女人而生的。我强烈地盼望这两种东西，而且配得上它们。”[8]不仅如此，他还曾对实现这种渴望信心十足：“伟大的热情能战胜一切。因此，我可以说，一个人只要强烈地、坚持不懈地追求，他就能达到目的。”[9]追求“幸福”的“热情”和“毅力”，在仰赖出身而得以享受荣华富贵的上层阶级青年身上已丧失殆尽，司汤达却仿佛在贝尔德这样的下层青年中发现了他所赞赏的这种品质。在谈到当时发生的一起类似案件时，他再清楚不过地写下了自己的这一见解。一个名叫拉法格的青年细木工，杀死了他的门第高贵的情妇。司汤达在《罗马漫步》中就此事写道：“正当巴黎上层社会似乎失去强烈而持久的感受能力的时候，热情却在小资产阶级中间，在像拉法格这样的年轻人中间，展开一种可怕的力量。这些青年受过良好的教育，可是由于家境贫寒，不得不从事劳动，并且不怕真正的困苦，挣扎下去。……他们保留着意志的力量，因为他们能有力地感受。很可能今后一切伟大的人物都要出在拉法格先生的那个阶级。拿破仑以前也处在这几种状况：良好的教育，热烈的想象力和极度的贫穷。”[10]尽管富有“热情”和“毅力”，贝尔德和拉法格都被判处了死刑，他们的“追求”都归于失败。但这并不使司汤达诧异。在他看来，这只是绝好地证明了他深信不疑的另一法则：“社会好像一根竹竿，分成若干节。一个人的伟大事业，就是爬上比他自己的阶级更高的阶级去，而上面那个阶级则利用一切力量阻止他爬上去。”[11]司汤达决定用贝尔德的故事，同时也参考拉法格事件的某些因素，构成他下一部小说的基干。

作为文学创作源泉的生活本身，每时每刻都在向人们提供着无数可资利用的素材。但不同人利用这些素材产生出的成品却往往大相径庭，见出其才能的高下。根据贝尔德的案件，无聊文人完全可以炮制出一部俗不可耐的言情小说；而司汤达却创造出一部具有不朽价值的文学瑰宝，这绝非偶然。司汤达开始写作《红与黑》时，已四十五岁。《红与黑》这部杰作的产生，可以说是他前此走过的漫长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导向的必然结果。

司汤达于一七八三年一月二十三日诞生于法国南部的格勒诺布尔市。父亲是律师世家的中产阶级，思想极其保守。母亲早逝后，一向对他冷漠的父亲再婚，索性把他交给一个神父教管。而他却乐于接受外祖父——一个信仰启蒙运动思想的老医生的影响。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他和家庭的矛盾发展为政治上的对立。当父亲因革命的胜利而惊恐万状的时候，他却欢欣鼓舞。小贝尔举着自制的小三色旗在自家的空房子里庆祝共和党人的胜利的情景，感人至深。从这时起，以雅各宾党人自命的司汤达，就和政治结下不解之缘。

在专为向青年一代灌输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市中心学校学习三年以后，一七九九年十一月十日，即拿破仑发动雾月十八日政变的第二天，司汤达来到巴黎，任陆军部秘书长的表兄达律将军安排他在部里工作。一八〇〇年、一八〇六年和一八一二年，他三次跟随拿破仑大军南征北战。在意大利，他历次作战都大显身手，从中士晋级中尉，又升任参谋。在普鲁士战场，他出色完成征粮任务，博得拿破仑皇帝的赞赏。远征莫斯科虽是一场灾难，司汤达却在军粮供应方面建立了奇功。据说在最惨痛的日子里他也军容整饬，表现十分沉着。他对拿破仑时代满怀留恋。他，一个近乎孤儿的青年，能够充分施展自己的热情、精力和才华，这在任何封建时代都不可想象。他从不讳言对拿破仑的崇敬。他把《意大利绘画史》（1817）献给这位“法兰西最杰出的伟人”。不过，司汤达首先是把拿破仑当作反对封建制度的统帅来加以崇拜的；在《意大利绘画史》和《拉辛与莎士比亚》（1823—1825）中，他也对拿破仑“忘掉自己公正的和深得民心的理想，重又赐封贵族”等错误加以批评。这个著名的拿破仑信徒，归根结底是一个雅各宾党人。

一八一四年波旁王朝在法国复辟以后，司汤达深感“像我这样一个到过莫斯科的人，在波旁王朝的法国除了屈辱以外不会再有别的”，于是前往意大利米兰侨居。在那里，表面看他潜心于写作，实际上他并未脱离政治。他始终关注着封建复辟后的法国阶级斗争的新形势。他还同情意大利烧炭党人为把祖国从奥地利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斗争，同一些意大利爱国志士发生了联系。一八二一年奥地利警察当局把他作为烧炭党人驱逐出境，并非毫无根据。

司汤达不得不返回复辟政权当政的法国。离开在意大利热恋了数年的情人，他悲痛欲绝，曾在《论爱情》（1822）一书的手稿上画下一柄手枪，表达自杀之意。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只因政治上的好奇心才阻止了我结束自己。”在阔别七年的祖国，帝国时代的朋友们不是备受迫害就是屈膝变节。司汤达却很快便同复辟王朝政治上的反对派领袖拉斐德将军、本雅曼·贡斯当等人取得了联系。

司汤达自资产阶级大革命以来约三十年的生涯，就这样与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两种思想、两种制度在法国和欧洲范围的大搏斗紧紧相连。历史几经曲折，他的政治信念始终如一。诚然，一如他的政治观，他的社会观也是资产阶级的；例如，在一八二五年发表的反对圣西门空想社会主义的政论小册子《论针对工业家的新阴谋》中，他明白宣称：“我虽然希望这些人幸福，但我们不可能尊敬所有的农民、泥瓦匠、木匠。”但是，他无疑比同时代的所有法国大作家都进步得多。一八二九年秋天，当他提笔写下《红与黑》的第一页手稿时，夏多布里昂还在为复辟政权效命，巴尔扎克还在为封建阶级的败落而兴叹，雨果刚刚挣脱保王主义幽灵，他却作为一个老雅各宾党人，已经在长期斗争中亲身体察、透彻研究了法兰西的历史运动和社会现实。

现在，我们就仿佛看到这样一副形象：留着浓密的连鬓胡须、明显发胖的司汤达手拿贝尔德案件的报道，但他是站在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高度，胸怀丰富的社会政治阅历，抱定明确的理论原则，拥有长期的文学经验的。他为自己未来的小说加上一个谦逊而又大胆的副标题：“一八三〇年纪事”。而《红与黑》之所以成为一部杰作，首先就在于它从一纸简单的刑事案件资料中展示出那个时代的广阔的社会画面，把一个普通的刑事罪行提高到对十九世纪初期法国资产阶级社会制度进行历史和哲学研究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