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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部分（第3页）

该公司资本额在登记时为法币2000万元。

1947年增为1亿元，后又增至10亿元，“该公司1947年决算利润为33亿元、资本总额按年终账面数额10亿元，利润为资本总额的3倍多，其资本增殖率已属不低。

但是账面上的数额还仅仅是它的巨额利润的一部分，因为他们还有许多‘副牌’。

‘副牌’是利用同一资本，基本上又是利用原有的人马和设备来经营各种盐业投机买卖的”。

陈果夫主持的农民银行为牟取暴利，不择手段地进行投机活动，曾受到当时社会舆论的猛烈抨击。

1945年，参政员黄宇等人便提出了“查中国农民银行运盐、售油、囤糖、违反法令，有营私舞弊嫌疑，拟请政府彻查案”。

认为“已触犯刑章，应即移交法院办理”。

3．勾结地主豪绅开设典当，进行高利贷剥削。

陈果夫当上农民银行董事长后，在1946年11月的一次会议上说：“……合作事业交给合作金库后，农行对农民做什么工作呢？我想要做典当。

”于是，陈果夫积极筹备开展典当业务，1947年3月14日，在他的主持下，召开了典当座谈会，陈果夫在会上大肆宣传典当的好处，说：“典当之设立，原为打击高利贷之猖獗。

以前经营典当者，多为公正士绅，故经营典当，多认为正当事业。

”当有人提出典当有高利剥削之嫌时，陈果夫为其辩解说：“目前典当发生剥削现象，因为其资金来源不济其营业。

”参加会议的一些代表见陈果夫执意要搞典当，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便都附和他，大谈典当为民解难的作用，在陈果夫的控制下，这次典当座谈会最后作出决议：“农民银行自行选择示范典当，已设农仓或简易农仓之地，可由仓方兼办典当业务，各地典当可申请农行约为‘特约典当’，农行贷给款项，并派员督导。

”“资金：公典基金应请地方政府筹4成，中央政府拨6成。

私典营运资金：由中央、中农两行洽数，于中、农行透支办理。

各地典当资金存在农民银行。

”随后，中国农民银行便在湖北、江西、河南等一些地方举办典当，在农村，一般叫农民抵押贷款所，实际上是旧典当，典当100元要索取年利20到30元，甚至更高，实际盘剥程度甚于旧式典当，是一种更加残酷的高利贷。

陈果夫通过此举，每年可以安稳地获取高额利润。

4．操纵进出口业务。

农民银行手中有了粮食、棉花、茶叶等大量农产品，就可以操纵出口业务，换取大量外汇。

以前，农民银行并未开办外汇业务，当时仅有外汇资产而无负债。

陈果夫主掌农民银行后，由于实力增强，特别是手中掌握了大量出口农产品，便被指定为经营外汇业务银行之一，于是，农民银行更加肆无忌惮地出口大量农产品，例如蚕丝、烟叶、猪鬃、食盐等传统的出口物资一概经营。

巧取豪夺（3）

获取外汇，为了业务发展，农行除在上海外，“并在国内出口贸易重要据点各行处（包括香港在内），开办外汇业务”。

先后有广东、香港、汕头、厦门、福建、天津、青岛、武汉等地开办此项业务。

除抓出口换汇外，对进口物资陈果夫也毫不放松，陈果夫知道，孔祥熙、宋子文是靠此发财的。

抗战胜利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每年要拨给中国一些物资，这批物资一直为宋子文专管。

陈果夫看到这里边大有甜头，也想插上一手，想设法搞到一部分物资分配权，但宋子文到手的财富岂肯让陈果夫染指，便寸利不让。

陈果夫通过CC特务搞到宋子文假公济私的一些材料，对宋子文进行威胁，宋子文还不让步，陈果夫便逐步抛材料，造舆论，大有全部抖出之势，宋子文无奈，只得让出一部分物资分配权给农民银行，将1947年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向中国提供的一批化肥交农民银行分配，化肥总数为88771吨，这一大笔物资的分配，使农行从中获利不少。

在陈果夫的苦心经营下，中国农民银行迅速崛起，财产迅速膨胀，大有与中央、中国、交通三大银行争鼎之势。

对此局面，蒋介石是喜忧参半，一方面是他以陈果夫制约孔祥熙、宋子文的目的达到了，另一方面又害怕陈果夫真的与宋孔过不去，因为宋、孔毕竟是自己的亲戚，他不想让陈果夫的权、财太大，因此，他对农民银行抓得一直很紧，在农民银行董事长之上还设了一个所谓的理事长，这一职位由蒋介石亲自担任。

农民银行的人事权一直操纵在蒋介石手中，农行前后五位总经理，除了顾翊群是由孔祥熙推荐的外，其他人都是由蒋介石亲自指派，农行的董事、监事及关键部门的负责人都由蒋介石亲自圈定，所以陈果夫不无悲伤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