咖啡,他居然问我,要不要他的“性服务”。我们很浪漫地做爱,然后,我一鼓作气,写到凌晨,论文得到最高分。
那天,沥川和我在停车场分手,只用了五分钟。我从龙泽回来,已过了千年。
我失神落魄地回到寝室,在门口遇到了修岳。两天后,宿舍里传遍了我与沥川分手的消息。修岳找到我,问我,月亮没了,还要不要那枚六便士。
我向他坚决地摇头。
两年内我不闻不问,疯狂地学习,选课。到了大三的期末,我突然发现我已修完了所有的课。我问辅导员该怎么办。他说,你为什么不考研?他向我推荐了冯介良先生,冯静儿的父亲,英文系最资深的教授,劳伦斯专家。当年若不是学校在他夫人那里苦苦作文章,他早已被北大挖走了。我修过冯教授的“现代英国文学”。老头挺喜欢我,给了我一个最高分。我于是去找办公室找他,问他考研的事儿。老头拍拍我的脑袋说:“别考了。英文你很好,政治你肯定不想背。我替你省了这一关吧。”我很快收到通知,由于成绩突出,我被保送研究生云云。
研究生不交学费,不过,一个月的补助费只有225块。就算有奖学金,我照样还得打工。我爸不再给我寄钱了。因为我弟与他大吵一顿之后,考上了中山医科大学临床系。学费比我贵两倍,父亲在经济上越来越捉襟见肘。小冬学习很刻苦,课余和我一样,四处打工,挣学费,挣生活费。我爸一个月寄给他一百块,肯定不够。我节衣缩食,打算每月寄给他三百块,被他退了回来。寒假的时候我去广州看他,小伙子长得又黑又壮,骑着车替花店卖花。我看着心疼,强行留给他两千块钱。可是在我到北京的第二天,就收到小冬的汇款,两千块,一分不少地寄回来。“姐,我的钱够花,你留着自己花吧。”
我的日子过得很单调。早上五点起床背单词,除了上课、打工就是去图书馆。每个周一,我都下定决心不再给沥川写信。到了周末,我又故态复萌,忍不住去网吧查看信箱。看到那个0字,我又受到刺激,忍不住又写去一封信。头两年,我还在信里问他,你好吗?你在干什么?渐渐地,我的信只写我自己,有时候是学习汇报,比如:“这学期我选了四门课,精读、口语、写作、莎士比亚。上学期那篇劳伦斯的论文我得了最高分。我在课堂上发言,说查泰来夫人怎可以这样虐待克里福。把我的老师气得半死。”有时候是读书报告,比如:“今天我去图书馆借了一本特深奥的书,《莲花经》。我花了一个星期看完,回头想想,一句也没看懂。”有时候是饮食和天气:“北京今年风尘真大,我买了一条大围巾。”“还记得我们学校的鸳鸯林吗?现在林子的当中,修了一个水池,旁边开了一家湘菜馆。里面的红烧肉真好吃。”
我觉得,我不是在写信,而是在电子信箱里种下一丛春草。
春草恰如离恨,更行更远还生。
三年中,因为学习的缘故,我很少回家。只在每年的春节,回去过几天。我和我爸大约冷战了一年,我最终告诉了他我和沥川分手的消息。我爸听后,半天没说话,最后问我,那你,难过不难过?我说,已经过去了。正好借此东风,化悲痛为力量,年年拿奖学金回来。
就在我刚刚上研究生的那一年夏季,学校还没有放假,我收到了小冬的一个电话:“姐,回家看看爸吧。爸爸病危。”
我爸得的是扩张性心肌病。送到市医院,学校的同事不知底细,以为小冬学医,就先给他打了电话。其实小冬只是医学院一年级的学生,除了着急,什么也不会。我爸昏倒在教室里,送到医院的当天就发了病危通知。之后的几天,他一直靠药物维持生命。学校在开始的几天,还不断地送去支票,渐渐地,他们派人向小冬解释,学校无法承担父亲的医疗费。主治医生说,这种病,希望很小,除了心脏移植,基本上没治。
我问小冬,心脏移植的费用会是多少。
“二十万的手术费。手术风险很大。就算成功,每个月大概还要几千元的抗排斥药费。”小冬一愁莫展。
“爸……他还能说话吗?”在这种时候,我连哭是什么都忘记了。
“倒是醒过来一次,”小冬说,“我没告诉他实情。他一直胸闷,心慌,喘不过气,多半猜到自己情况不好,说想见你。”
“小冬,你马上去调查谁是中国最好的心脏手术专家,我去弄钱,替爸做心脏移植。”我放下电话,打的直奔龙泽花园,沥川的公寓。
我的手上,还有那个公寓的钥匙。
打开房门,一切依旧,一尘不染。公寓的管理费十分昂贵,所以每天都有人来打扫,所有的陈设,还是沥川离开时候的样子。我的心堵得满满的,来不及悲伤,也来不及回忆。
我在茶几上找到了那个信封,用手机拨号。电话响了两声,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
“你好。陈东村律师事务所。”
“我找陈东村律师。”
“我就是。”
“您好。我姓谢,谢小秋。”
“哦,谢小姐。好久没联系,”他居然还记得我,“找我有事?”
“我需要钱。”我说得直截了当。
“能否请您到律师事务所来一趟?钱的事情,电话里谈不方便。”
“请问律师事务所在哪里?”
“您知道龙泽花园吧?我们的事务所在二层,20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