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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第3页）

文帝礼毕而去，车队驶出军门时，随行群臣皆惊。文帝却大发感叹道：“嗟乎，此真将军矣！向者霸上、棘门如儿戏耳，其将固可袭而虏也。至于亚夫，可得而犯邪！”

文帝称亚夫之善者久之。月余，匈奴警报解除，三军皆罢。文帝随即拜周亚夫为中尉，全权负责皇宫安全。

文帝临终前曾专门告诫太子刘启说：如果有发生紧急情况，周亚夫可将兵担大任。文帝驾崩后，景帝即拜周亚夫为车骑将军。

西汉朝的“将军”一职，地位非常高，俸禄万石，与三公同等，位在九卿之上。

刘邦把握历史的机遇，以武力取得天下，但他的核心团队成员多起于布衣，都没有治国的经验；而秦朝以法家治国，法律体系非常健全，虽然其中确有大量苛法恶令的成分，但只要用心剔除修正，便是一个很好的体系。因袭秦法成为初生的西汉王朝唯一的选择。

立国之初，相国萧何曾经结合国情对秦法进行过一次全面系统的修订。这次修订主要是对秦法做“减法”，形成盗律、贼律、囚律、捕律、杂律、具律及户律、兴律、厩律等九章。

首开“言论自由”的先河（3）

但这次修订显然并不尽完善，其中还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尤其是仍然被萧何保留下来的那些苛法恶令。

公元前173年，齐国太仓令淳于意因罪获肉刑，被诏狱（关押钦犯的监狱）狱吏押送长安。

淳于意膝下无子，只有5个女儿。被狱吏逮捕时，他便抱怨女儿们说，都是因为没有生儿子，才在关键时刻无可依赖。

淳于意的小女儿淳于缇萦听了父亲的怨言后非常难过，便跟随他的囚车一起来到长安，给文帝上书说：臣妾的父亲在齐国做官，齐国父老都称赞他为官清廉公正。如今他因罪获肉刑，今后即使想悔过自新都没有办法了。恳请陛下批准臣妾去做官奴，为父亲赎罪，给他一个自新的机会。

文帝看了淳于缇萦的上书，怜悲其意，恻隐之心大发，于是便给御史大夫（最高监察长官，相当于副丞相，位列三公）冯敬下了一道诏书，要求他修订有关律法，废除肉刑。

文帝的风格，颇有些大禹“下车泣罪”的味道。从诏书风格来看，他时时处处都在自责，与大禹“百姓有罪，在于一人”的道德颇似。

这种在诏书中自咎自责的风气，一直延续到西汉末期，但与他首开“言论自由”之风一样，也被他的子孙们只当作了挂在嘴上的套话。先辈的优良传统被后辈演绎成苍白而空洞的套话、官话、废话，大概不仅仅西汉王朝才有，历朝历代都难免。

冯敬接到诏书后便去找丞相张苍商量具体的落实措施。

张苍在秦朝是主管四方文书的柱下御史，“明习天下图书计籍，又善用算律历”。他在刘邦攻克咸阳时，被赦免了死罪，重新起用为西汉王朝的官员。

冯敬和张苍商量下来的结果，是不主张废除肉刑，只做如下改进：

其一，将“黥刑”改为“城旦舂”，即男犯罚修长城，女犯罚舂米，为期均为4年。

其二，将“劓刑”改为打300大板（或鞭）。

其三，将“斩左趾”改为打500大板（或鞭）。

如此等等。文帝批准了他们的意见。

犯人被割了鼻子或剁了脚，虽然落下残疾，但至少可以保全性命；但很少有人在挨了300或500大板后还能活得下来。

文帝的一番美意，虽然看上去似乎只收到了相反的效果，名义上是减轻刑罚，实际上杀人更多；但是，此举真正的意义在于拉开了刑制改革的序幕，成为野蛮刑制向文明刑制进步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常常与以何种方式对待人的肉体密切相关。从见血到不见血，从用刀到用棍，都是一个质的飞跃。即使执行死刑，也还要讲究给人家留个“全尸”，先是废除腰斩，继而废除斩首，继而废除枪决，代之以注射或绞刑，都被看作是“人道主义”的表现。

景帝即位之后，又下了两道诏书，大幅削减“打板”的数量，还对刑具的长短厚薄、犯人受刑的部位做出了具体的规定，并且特别规定，行刑过程中不得换人。

薄昭是薄太后唯一的亲弟弟，曾经在文帝登基的关键时刻立下过汗马功劳。但就在文帝即位后的第10个年头，即公元前170年冬天，这位忘乎所以的车骑将军竟然胆大妄为地杀了朝廷的使者（钦差）。按西汉王朝的律法，此罪当斩。

自古以来，法律的尊严都是因为特权阶层的肆意践踏而丧失其公信力。以法治国的文帝深谙其中的厉害，但他不忍以刑血淋淋地诛杀自己的亲舅舅，便派公卿重臣们去陪他喝酒，劝他自杀谢罪。但薄昭却舍不得死。

于是文帝便想出一个绝招，令群臣穿着丧服去薄昭家哭丧吊孝。薄昭见状，无路可退，终于自杀（《资治通鉴·卷十四》）。

文帝即位13年后，下令释放惠帝朝的后宫“美人”们回家，允许她们重新嫁人。虽然这个决定来得有些晚了，多数“美人”都已经成了半老徐娘，但总比老死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