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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这个中华民族里，皇帝要治一个人的罪，只要金口一开就可以，“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况且封建纲常“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是君臣纲常，是天理，皇帝要杀个臣子根本不是司空见惯的事。

三、死后的明朝大局

长于整人却拙于治国的崇祯，杀袁崇焕也大大的花费了一番心思，要扩大影响面，平平民愤，稳稳朝政，也同样消消大明朝的腐朽之气，于是给他贴上个“汉奸”的标签，批倒斗臭，用来匡正世道人心。

中国人是最容不得女人被*男人做汉奸的，这样一来，“奸人”袁崇焕便成为汹汹朝野士人乃至百姓唾液中的舆论热点，一个油尽灯枯的王朝竟然在临终之前，还有本事制造出这么个旷世冤案，令人扼腕。对付这样的汉奸必须用酷刑，只有千刀万剐，一刀一刀从活生生的人身上剐，方能解恨。再说，中华民族许多良民能够为魏忠贤建生祠，当然也能生吃袁崇焕的人肉。

中华民族的千古英雄，往往不是战死在沙场，不是死于敌人之手，却给自己誓死保卫的汉族儿女凌迟剐着吃了。这是一个怎样的悲剧！冤啊！那个死状真是惨不忍睹：

在计六奇《明季北略》记载：“（袁崇焕）皮肉已尽，而心肺之间，叫声不绝，半日方止。”

在张岱《石匮书后集》记载：“遂于镇抚司绑发西市，寸寸脔割之。割肉一块，京师百姓从刽子手争取生啖之。刽子乱扑，百姓以钱争买其肉，顷刻立尽。开腔出其肠胃，百姓群起抢之，得其一节者，和烧酒生啮，血流齿颊间，犹唾地骂不已。拾得其骨者，以刀斧碎磔之，骨肉俱尽，止剩一首，传视九边。”

这个人人喊诛的“汉奸”临刑前写有一诗：“一生事业总成空，半世功名在梦中。死后不愁无勇将，忠魂依旧保辽东！”（《临刑口占》）

历史竟然会出现这样的汉奸，至死还天真的梦想着“依旧保辽东”，想想更是令人扼腕。袁崇焕被割了3543刀，这一刀一刀都是割在我们这个民族身上的痛。

千里驰援勤王的袁督师对垒满清辫子军，拱卫京城，却得到下场却是蒙冤下狱。这时“多米诺骨牌”效应出现了。来勤王效忠的各路兵马，一听说指挥战事的主帅蒙冤下狱，军心顿时大乱，再加上扣欠粮饷和指挥混乱，都作鸟兽散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山西和陕西的两路援军都溃散回乡，成为“流寇”的骨干。“流寇”本来都是饥民，只会哄抢粮食，并不会打仗，这些溃兵一加入，有了军事上的领导，情形完全不同了。“流寇”真正成为明朝的威胁，就是从那时开始。

至于崇祯杀死袁崇焕，按照他的个性，是绝对不会认错，如果有这个觉悟，那么自决于煤山的他也不至于会说，“吾非亡国之君，汝皆亡国之臣”。寄希于臣子，也不曾信过臣子，亡了朱家正统、丢了汉家天下，责任也往臣子身上推，从来没有为亡国“埋单”的意识，这样的皇帝大概也只有自绝于煤山的下场。相比之下，而那个满清的皇太极，却在拉拢人才，先用范仁宽，再用洪承畴，还用吴三桂，让他们去打仗，实施中国传统的“以夷制夷”（这更像日本人侵华的“以华制华”）。两者相比相形见绌。因此，有明一朝，传至崇祯，恶贯满贯，不亡再无天理了。　txt小说上传分享

史家的绝唱，人格的丰碑——读司马迁

于朝，司马迁是汉武帝的臣下；于史，汉武帝则在司马迁笔下。司马迁是那个唯一能与汉武帝取得平等对话的臣下。汉武帝敬重这个臣下，但又畏惧这个臣下。汉武帝看到《史记》，用了三年时间去回味一生的功过是非，于征和四年（前89年）下了《罪己诏》，向天下人昭告。

一、其人其事

司马迁（约前145～前90年），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

司马迁夏阳龙门人，生于史学世家，自幼受家学渊源熏染。10岁时，司马迁随父至长安，向儒学名家董仲舒、孔安国学习古文书传。“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20岁时，司马迁从京都长安南下漫游全国：南赴江淮之地考楚汉相争，东临齐鲁大地观孔子遗风，访求浙江会稽探大禹陵墓，浮游沅、湘之间吊屈原贾生，踪迹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区。后又奉汉武帝之命出使云南昆明，所到之处考察风俗，采集传说，可谓博闻强志。

元封元年（前110年），司马迁之父司马谈在随汉武帝封禅泰山的途中病倒于洛阳。司马迁被召至父亲病榻之前。司马谈临死前惦记的并不是如何交接班，不能咽下最后一口气是挂念着一件事。这是什么天下的事？

《太史公自序》记载了司马谈的遗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生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大致意思是这样的，现在汉兴海内一统，你我父子赶上了个好时代，君明主贤，忠臣死义之士这么多，正是继《春秋》、著正史之际，而我已无法将这些记载下来，这是一个史官的失职。现在你将要接替我做史官，就要当仁不让，担当起天下使命。司马谈说完便瞑目而逝。

司马迁接受遗志，办毕丧事，赶到泰山参加封禅，随后沿着东海从塞外回到了长安。

元封三年（前108年），三十八岁的司马迁子承父业任太史令。从此有机会阅览朝廷所藏的图书、档案及其它史料。在父亲的感召下，那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语出宋张载）睥睨天下，舍我其谁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让司马迁心潮澎湃。这后的四年，他一边准备史料，一边参加改历。太初元年（前104年）我国第一历书《太初历》完成，司马迁就遵照先父遗愿，投身纂写《史记》。不料在天汉二年（前99年）因替李陵辩护，下狱受宫刑，创作也被迫中断。

那一年，好大喜功的汉武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汉武帝宠妃的哥哥，中华史中“第一草包将军”）带兵三万，攻打匈奴。结果这个草包将军打了个大败仗，几乎全军覆没，逃回长安。名将李广的孙子李陵当时担任骑都尉，带着五千名步兵跟匈奴继续孤军作战。单于亲自率领三万骑兵把李陵的步兵团团围困住。李陵箭术精湛，兵士勇猛异常，五千步兵竟斩杀了五六千名匈奴骑兵。单于发狠死抠，再调拨更多的兵力来围攻，然而仍然无力与李陵相抗衡。就在单于准备退军之时，李陵手下有一名士兵叛变，将李陵内部军情告发。告诉单于李陵是孤军深入，后无救兵，而且教单于部下制作连发连射的弓箭。于是，单于继续与李陵作战。最后李陵寡不敌众，只剩了四百多汉兵突围出来。李陵没有突围被匈奴逮住，无颜愧对汉武帝，就投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