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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部分(第2页)

意想不到的是,这次闽越国竟乘人之危,突然向南越发动了侵略战争,这标志着闽越对南越役属关系的结束,也标志着一个新的政治格局的形成。

面对闽越国发动的突然袭击,新继位的赵胡身穿孝服临朝,同臣僚们紧急磋商御敌方案。赵佗临终时曾把赵胡托付给垂相吕嘉,用赵佗的话说,凡遇大事不决时,就问垂相。此时的赵胡看了看仍处在悲痛中的吕嘉问道:“丞相,闽越王率军攻打蒲葵关,并劫掠边境村寨,守将告急,怎么办?”

颇有文韬武略的吕嘉果断说道:“自古兵来将挡,水来土屯!闽越王乘人之危,攻打蒲葵关,吾王不须多虑,发兵击之!”

赵胡又问众文武大巨道:“列位爱卿,闽越王率兵来犯,本王当以何策御之?莫非也与丞相相同?”

文武百官齐道:“正是,请吾王发兵击之!”

赵胡听了承相和辅佐大臣之言,犹豫了好一阵子,然后说道:“列位爱卿,以本王看,恰恰相反,本王决定不发一兵一卒。我南越今为汉臣,武帝陛下临朝不足五年,闽越与南越均为汉臣,今闽越发兵于边侵我南越,我南越当上书奏明朝廷,由朝廷派兵击之。这样,朝廷既不会怪罪我南越,又可以将闽越兵击退,我只需一书一帛,便可御敌,何须与之兵戈相见……”

承相吕嘉听罢大惊,遂怒目圆睁强谏道:“启察大王,此事万万不可如此!先武帝奠基南越,如今带甲之众百万有余,只须三万人马,便可将人侵南越之敌击退,何必上书于汉廷。再说,从上书到汉兵至,需要多少时间?兵贵神速,如我不发兵击之,则闽越当视我惧怕其势,必然得寸进尺,步步紧逼,边关之害可就大矣。再者先武帝在世时,一再叮泞吾等群臣,南越之事当由南越自己决断,若自强可以立国,若倚他人者必贻害于国!大王若不听吾等逆耳之言,南越将岌岌可危矣!”

赵胡听罢,正色质问道:“我们如果与闽越兵戈相见,则朝廷势必乘机发兵,取渔人之利。以本王看,闽越人攻打蒲葵关,只是为了抢夺些财物而已,与我国本体并无大碍。不如一书一帛,汉兵至,则闽越人必退!”

尽管众臣僚对赵胡的主张极不赞成,但最后还是无可奈何地看着这位新主给汉王朝发出了求援书。书中称:“两越俱为藩臣,毋擅兴兵相攻击,今闽越兴兵侵臣,臣不敢兴兵,惟天子诏之。”以赵胡的想法,如此上书,不仅向汉武帝表明了南越国忠于臣属之职,不兴兵互相攻击,同时又可使汉朝廷出面干涉。这样,就巧妙地把难题推给了汉廷。

汉武帝接到南越国使臣送来的求援书后,对赵胡的举动表示赞赏,认为南越国重信义,守职约。于是,汉武帝传诏曰:“王子多南越义,守职约,为兴师,遣两将军即大行王恢率军出像章、大农韩安国率军出会稽,南北夹攻往讨闽越。”

汉王朝的直接发兵于预,大出闽越国统治者的预料之外,面对大敌当前的紧迫形势,闽越国上层统治集团发生了分裂。继无诸之后的闽越王郑之弟余善杀邹而降,“使使奉王头驰报天子”,汉军于是停止进攻,上报汉廷,武帝乃改立无诸之孙“爵君丑为越舔王,奉闽越先祭祀”。但在闽越国统治集团的内让中,余善以杀其兄而“威行于国,国民多属”,拥有了相当的支持力量,因而“窃自立为王”。面对闽越国出现的这种情况,汉王朝采取了分而治之的策略,下令立余善为闽越王,从此闽越国一分为二,越舞王、闽越王并存。

在这场战争中,闽越出于掠夺财物的企图而发起侵袭,显然不是正义之举。而南越国既未损己之兵,又使敌军退却,看上去这是件一举两得的好事,但就在这件好事的背后,却暗藏着极大的隐患,这个隐患所导致的严重后果是赵胡始料不及的。

就在汉武帝派大将王恢出兵轻取闽越时,曾以兵威为后盾的番阳令唐蒙,奉诏来到南越国都城番禺,让南越王赵胡亲自人朝向皇帝谢恩。赵胡接到一诏谕后,不知汉武帝到底是何意图,对这个诏谕采取了不冷不热的处置态度,没有立即奉诏前行。汉武帝见南越王赵胡无动于衷,接着,再次传诏,令严助赴南越说服赵胡前往长安。严助,会稽人。“严夫子子也。郡举贤良,对策百余人,武帝善助对,由是独耀助为中大夫”。严助在汉廷是屈指可数的善辩之士,曾“与大臣辩论,中外相应以义理之文,大臣数汕”,所以汉武帝对他另眼看待,并委以重任。这次出使南越的任务落到严助的肩上。严助到达番禺后,告诉赵胡汉天子已将闽越的事摆平。赵胡听后顿首,认为“天子乃为臣兴兵讨闽越,死无以报德!”表示了对汉的感激之情。当严助接着传谕让赵胡人汉朝亲自向皇帝谢恩时,赵胡这才回过味来,认识到问题的严重,不免大惊失色。原本南越号称有百万带甲之众,击败昔日役属的闽越易如反掌,但赵胡却故作聪明地要请汉廷出兵。岂不知,古往今来,凡立国者,皆以己强而服众,一旦自己强盛起来,别人才会俯首帖耳,惟命是听。而一旦你弱小,即使礼仪再周全、再诚实、再厚道,在强者眼里,你也只是形同粪土。赵胡过分看重汉廷的实力和约定,而忽略自己百万带甲之众和据岭自守的天然屏障,想做个惟命是从,百依百顺的顺臣,这恰恰是汉武帝所期待的。

赵胡面对诏令并慑于汉朝廷的威势,他不敢予以拒绝,也不敢跟严助人长安晋见天子。情急之中,只好和几个近臣商量,称自己本愿同严助一同人朝晋见天子,以示谢恩,无奈自己继位时间不长,身体多病,不能去往长安,一旦病情有所好转,即刻赴长安晋见天子。为了表达自己的诚意,特命太子赵婴齐跟严助一同赴长安为皇帝“宿卫”。

严助见赵胡如此说,不便强求,只好带上太子赵婴齐返回长安。

严助走后,赵胡同朝臣反复商量是否亲自去长安晋见天子之事。以承相吕嘉为首的臣僚不同意赵胡亲赴长安,并劝谏说:“汉兴兵诛郑,亦行以惊动南粤。先王言事天子期毋失礼,要之不可以休好语人见。人见则不得复归,亡国之势也。”

臣僚们的劝谏,勾起了赵胡对亡祖父赵佗当年所留遗训的回忆,想起了汉、越几十年来相互存有戒心和敌视的历史。从此之后,他对汉廷一直称自己有病在身,不肯去长安入见皇帝。

汉武帝见赵胡迟迟不肯人朝晋见自己,便以牙还牙,以种种借口,把太子婴齐质于长安不肯放回。赵佗当年的遗训应验了。

后来,垂相吕嘉用计,设法使太子婴齐返回南越。但赵胡自太子人朝后,萎靡不振,如同大伤了元气一般,不再见辅佐大臣。吕嘉等群臣以国家基业为重,数次入主宫进谏,总算使赵胡有了些起色,但已无力挽回南越国江河日下的颓局了。

在这种危机四伏的格局中,赵胡勉强支撑了十余年便抑郁而死,死后谧为文王。

多少年后,有学者认为赵胡既然答应了严助要亲自入长安朝见,后又“背入朝之约”,“一再售汉以疑”,造成了汉对南越的“益疑”,则“祸速”也,认为只要人朝见天子,“一修朝数,礼成而还,恭格之节愈昭,君臣之义愈密”,则南越国的江山愈固矣。对这种看法,现代史学家张荣芳、黄淼章却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和看法。

张、黄认为:经过汉初70余年的休养生息,汉王朝的国力正达到了最高峰。在这种大气候下,具有雄才大略的汉武帝要加强中央集权,势必要解决封国问题,打击割据势力。如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采纳主父僵的建议,下达“推恩令”等。联系当时形势,武帝对南越国是有征服的想法的。无论南越国如何讨好汉廷,只要汉朝国力一旦强盛起来,是不会允许这个极具威胁的王国存在的。且看汉越刀兵相向,就可知两者决一雌雄的日子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危机四伏南越国

事实上,早在汉文帝时,将军陈武就提出了以武力南征荡平百越的构想,当时的汉文帝则说:“兵,凶器,虽克所愿,动亦耗病,谓百姓远方何?愿·一结和通使,且无议军。”话虽如此,实际上当时的汉廷军力有限,汉文帝颇有自知之明,所以未对南越动武。而到汉武帝时,形势已大不相同了。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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