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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我不是任何人的间谍（第1页）

卡和“神蓝”在牢房

很长一段时间，卡都忘不了卡迪菲和伊珂拥抱在一起的身影。卡坐在司机旁边，军车在阿塔图尔克大街和哈利特帕夏大街的拐角处，停在了卡尔斯城惟一的一盏交通灯前。不远处有一幢亚美尼亚风格的老房子，二楼没刷油漆的窗户敞开着，微风拂动着窗帘，使得窗帘和窗户之间露出了一道缝隙。卡坐在高高的车座上，透过这道缝隙一眼就看到里面正在开会。随后一只女人皮肤白皙的手扯开窗帘，火气十足地关上了窗户。卡以惊人的准确度猜出了在这亮堂的房间里发生的一切：卡尔斯两名经验丰富的游击队员正在游说一个茶馆学徒，他的哥哥在昨晚的袭击中被打死了，而他现在则是身缠“嘎左”牌绷带，坐在炉子旁边浑身冒汗，他们告诉他从侧门溜进法伊克贝伊大街的警局然后引爆缠在身上的炸弹是件很容易的事。

出乎卡的预料，军车既没有拐进警局，也没有拐进前面不远处的国家安全局总部（它那气派的建筑建于共和国初期），而是沿着阿塔图尔克大街，穿过法伊克贝伊大街，驶进了位于市中心的军方司令部。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曾经计划要在这块地方建个公园，可70年代的军事政变之后这块地方就给围了起来，成了军人宿舍、指挥部和训练场。这样一来，就像亲军方的《自由国度报》上写的那样，普希金在卡尔斯的故居以及四十年后沙皇为哈萨克骑兵修建的马棚也都免遭被推倒的厄运。

关押“神蓝”的牢房紧挨着这有些历史的马棚。军车把卡拉到了一栋老式小巧的砖石楼房前，楼前有一棵野生橄榄树，积雪把枝条都压弯了。楼里有两个人，穿着很讲究，卡的直觉告诉他这俩人是国家情报局的。他们用手中的“嘎左”牌绷带把一个在90年代看来很原始的录音机绑到了卡的肚子上，他们一边告诉卡录音键在哪儿，一边很严肃地提醒他，让他在犯人面前装出一副很难过、想帮他的样子，尽量让犯人承认自己的罪行并且把它录下来。这些人竟然不知道派卡到这儿来的原因，但卡压根儿就没往这方面去想。

这栋小砖楼曾是沙皇时代的骑兵司令部。沿着冰冷的石梯往下走一层，有一间比较大的没有窗户的牢房，这间牢房是专门用来惩罚那些违反纪律的犯人的。共和国成立以后，这间牢房成了储藏室，50年代时它又变成了抵御原子弹轰炸的样板防空洞。和卡想像中的相比，这儿要干净和舒适得多。

牢房里面有一台“阿尔切利克”牌电暖器（这电暖器是以前地区代理商穆赫塔尔为了搞好关系赠送给军方的），所以很暖和。尽管如此，“神蓝”躺在床上看书时身上还是盖了一条干净的军毯。见到卡，“神蓝”马上就下床穿好了被人拿走了鞋带的鞋。他面带微笑，很正式地握了握卡的手，然后就像一个准备好谈工作的人似的，很干脆地指了指一旁的福米加塑料贴面桌子。他们俩人面对面地坐到了桌子旁。卡看到桌上有个装满了烟头的烟灰缸，便从兜里掏出万宝路递给“神蓝”，说他看起来过得不错。“神蓝”说自己没有受刑，接着便划着火柴，先给卡后给自己点上了烟。“先生，这次您又是给谁当间谍呢?”他微笑着问道。

“我已经不干间谍了，”卡说，“我现在做中间人的行当。”

“这更加恶劣。间谍为了钱经常会弄一些没用的情报，而中间人则是摆出一副中立的姿态自作聪明地瞎搅和。你能得到什么?”

“从这糟糕透顶的卡尔斯活着出去。”

“现在，只有苏纳伊才能给一个从西方来这儿当间谍的无神论者作出这样的保证。”

这样一来，卡便明白“神蓝”已经看过《边境城市报》末版上的文章了。他非常厌恶“神蓝”的窃喜。过去这个伊斯兰游击队员经常抱怨土耳其政府残忍，现在落在了它的手里——他还和另外两起凶杀案有关——他怎么还能如此高兴，如此平静呢?卡现在知道卡迪菲为什么会如此爱他了。他觉得此刻的“神蓝”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帅。

“为什么事来当中间人?”

“释放你。”卡说道。他很平静地简述了一下苏纳伊的提议，为了能留有余地，卡没告诉他摘掉头巾时卡迪菲可以戴假发或是运用电影特技。当他把交换条件告诉“神蓝”，对他说那些对苏纳伊施加压力的人希望第一时间把他绞死的时候，卡觉得很痛快，不过他也知道自己有点过分，于是他说道，苏纳伊是个疯子，等到雪化了，路通了，一切都将恢复正常。后来卡还想过自己是不是为了迎合国家情报局的人才故意这样说的。

“看来，苏纳伊疯狂的想法是我能得到解救的惟一途径。”“神蓝”说道。

“是的。”

“那么你告诉他：我拒绝他的建议。另外，我很感谢你往这儿跑了一趟。”

一时间卡还以为“神蓝”就要站起来，握握他的手，然后让他出去。牢房里一片寂静。

“神蓝”靠在椅背上，悠闲地来回晃着。“要是你因为调停失败，不能活着离开卡尔斯的话，你可不能怪我，要怪的话，你就怪你自己胡言乱语，吹嘘自己相信无神论。在这个国家，只有那些有军方做靠山的人才敢这样说。”

“可我并不是一个以自己是个无神论者为骄傲的人。”

“那最好。”

他们抽着烟，又沉默了起来。除了走，卡觉得自己已经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了。“你不怕死吗?”他随后问道。

“如果这是威胁的话，我不怕。如果这是朋友的关心的话，那么我就告诉你，我害怕。不过不管我做些什么，这帮凶残的人都会绞死我的。我没什么可做的。”

“神蓝”面带微笑望着卡，他的眼神仿佛在说，“看，我的处境比你难，可我的心却比你要放松”。卡有点难为情，他认为自己的紧张和担忧都是源自于爱上伊珂以后对幸福的憧憬。难道“神蓝”就没有这样的憧憬吗?“数到9，然后我就走，”他默默地对自己说。“1，2……”他想，要是数到5“神蓝”还不改变主意的话，自己便无法带伊珂去德国了。

卡突然灵光一闪，开始东拉西扯起来。他谈到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童年时看过的一部美国黑白影片里倒霉的中间人；亚细亚旅馆会议上拟定的声明要是再修改修改的话，是可以在德国发表的；还说到人的一生要是因为固执或是一时兴起而做出了错误的决定，以后会非常后悔，比如说自己在高中的时候就因为一时气愤离开了篮球队，之后再也没回去；还谈到那天去海峡欣赏了大海的美景，他发现春日的黄昏里，贝贝克海湾是如此的美丽，而自己是如此地热爱伊斯坦布尔。“神蓝”很平静地注视着他，他尽量不让自己被“神蓝”的眼神打倒，不让自己停下来。俩人就像是执行死刑前最后一次见面似的。

“就算我按照他们的意图去做那些最不应该做的事情，这些人也不会信守诺言的，”“神蓝”指着桌上的纸和笔说道，“他们想让我把这一生的经历、所犯的罪行，还有想说的都给写下来。那样的话，他们也许会依照有关忏悔的法律条文，赦免我的死刑。一直以来，我非常同情那些傻瓜，他们相信了这些鬼话，在最后的日子里背叛了自己追求的事业，背叛了自己的一生。不过，既然我就要死了，我希望在我之后的人们能知道一些关于我的真实的东西。”接着，他从桌上那堆纸中抽出一张写了字的纸，脸上的表情就像对德国报纸发表声明时那般严肃地说道：

我的判决书

我想说，在我被判死刑的二月二十号那一天，我对自己迄今为止为政治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不感到后悔。我父亲是伊斯坦布尔财政厅的退休书记员，我在家里排行老二。我父亲总是去一个秘密的杰拉西修道院，他很谦恭，话也很少。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我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青年时代。年轻时，我背叛父亲，成了一名相信无神论的左派。大学时，我跟在游击队员们的身后，用石头砸那些从航空母舰上下来的美国船员。那时，我结了婚，可随后又离了婚，度过了一段非常痛苦的日子。

我好几年都没见过人。我是一个电子工程师。我憎恶西方，所以我十分推崇伊朗革命。后来我又成了一个穆斯林。我相信霍梅尼所说的‘现在保护伊斯兰教比做礼拜，比斋戒更为重要’。我从弗朗兹·法农关于暴力的论述里，从赛义德·库图布‘用迁徙去逃避压迫’的观点中，从阿里·谢利阿提的身上获得了启示。

为了躲避军事政变的影响，我逃到了德国。之后，我又回到了土耳其。我在格罗兹尼和车臣人一起抵抗俄罗斯人的时候受了伤，右腿瘸了。塞尔维亚被围期间，我去了波斯尼亚，在那儿，我和波斯尼亚姑娘麦尔祖卡结了婚，后来，我们一起回到了伊斯坦布尔。因为要频繁地参加政治活动，加上朝圣观念对我的影响，我在任何一个城市停留的时间都不会超过两个星期，所以我和第二任妻子也分了手。

后来，我和带我去车臣、波斯尼亚的穆斯林团体断绝了来往。那以后，我走遍了土耳其。尽管我认为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杀死伊斯兰教的敌人，不过直到今天，我也没有杀过人，也没有指使任何人杀过人。卡尔斯的前市长是因为他要取缔城里的马车，被一个愤怒的库尔德车夫杀死的。我之所以来卡尔斯，是因为那些自杀的年轻姑娘。自杀是最深重的罪孽。我希望我死后，我的诗能够出版以作纪念，诗都在麦尔祖卡那儿。我要说的就这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