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晚上,在跟同伴们见面的时候,阿弗纳提出了一个渐进的行动计划。无论是在那份名单上还是在时间上,他们都把兹威特提到了第一的位置上。10月8日,除斯蒂夫外,全体队员移师罗马。他要飞往西柏林核实与主要目标阿里·哈桑·萨拉米有关的一条线索。(这条线索来自卡尔以前的一个阿拉伯线人,他是“穆萨德”雇用的几个固定的联络人之一。)如果线索证明可靠,他们就会暂时放弃兹威特。如果不可靠,斯蒂夫就来罗马跟他们会合。
阿弗纳与托尼的第二次见面是第二步。他要带着安德雷斯一同前往。但没理由让安德雷斯见其他的人。如果托尼的情报带来了第三步,阿弗纳就甩掉安德雷斯,只告诉他,自己需要的东西暂时都搞清楚了,以后会和他联系。
第三步就是让托尼的负责监视的人带着他们进行模拟突袭,至少两次,但不能让他们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这就是说,托尼的人开车带着阿弗纳的人(卡尔除外)去突袭现场,再从现场回来,全程使用预先安排好的一套暗号,好像监视是这个演习的全部目的。(在监视一个经验丰富的可疑对象时,参与的人多达十几个是正常的,把被监视对象从一个监视人手里转到另一个人手里,就像接力赛一样。)在行动开始前,把托尼安排的袭击前的监视人员撤走,只留下袭击后帮助逃离的人。即使如此,他们离现场最近的人也在几个街区以外。在实际突袭时不能有外人在场,他们要等看到或者听到新闻之后才知道是这么回事。他们知道有这么回事之后,因为自己与这件事有牵连,所以不会跟别人讲。即使讲,也讲不出什么东西。
第一辆帮助他们逃离的车子必须由阿弗纳的人安排。这辆车子要把突袭的人,无论是谁,带到等着的第二辆车上。然后,卡尔独自来“清扫”现场,以后再和其余人员会合。
如果他们能走到第四步,那第四步就是突袭。
正如实际所发生的那样,他们的计划制定得非常周密,根本不必做任何改动。托尼的汇报非常仔细,阿弗纳指示安德雷斯把五万五千块的一半用崭新的百元美钞付给他。然后让安德雷斯飞回法兰克福,再安排他跟托尼单独见面一次。
这个意大利人没有提什么问题,同意继续监视兹威特。这时阿弗纳的人也参加进来。他也同意在罗马附近给他们安排一套安全屋。托尼提出做这件事要增加十万。这似乎合情合理。这样,在斯蒂夫跟他们会合之前他们就“彩排”了一次。
斯蒂夫关于萨拉米的消息证明没有任何实质内容——汉斯称它是一个“谣言”。这个词汇是阿弗纳满怀热情地从法国报纸上学来的,意思是虚假的流言——于是突击队又进行了一次暗杀兹威特的演习。这一次,斯蒂夫也参加了。每次彩排,托尼安排的司机都不同,但监视员不变。兹威特是个非常合作的目标。他的日常安排,即使在每个细节方面,都从来没有改变。这是被害人对害他的人给予的最大的帮助。
在突袭之前的这段时间,他们的食宿由他们自己安排。卡尔坚持这样做,因为这样安全。托尼不知道去哪里找他们。他的人只是到预先安排好的大街上的某个地方去接阿弗纳和他的同伴,彩排完之后把他们放在另一个地方。(后来阿弗纳渐渐相信,尽管他们采取了这些预防措施,托尼还是能够在几个小时之内在罗马找到他们。整个城市似乎都在他的监视之下。)
托尼和他的人暂时见不到的惟一一个人就是卡尔。他总是躲在隐蔽的地方,看有谁跟在托尼的监视员后面监视他的监视员。他还要准备备用逃离路线、安全屋和证件。他是突袭队的安全网。如果哪里出错了,只有他才有机会看出来,并向其他的人发出警告。
突袭之后,在警察到达现场之前,卡尔第一个到达现场。他要处理任何跟他们有牵连的东西,甚至提供假线索。他要把第一辆帮助逃离的车子停到另一个停车场。他要搞清楚官方在现场的所思所想,或者初步调查和追击的方向。
所有这一切都使卡尔成了一个大忙人,也成了最容易暴露的人。
到10月13日,只剩下那辆帮助逃离现场的车子悬而未决了。他们其中一人,也许是斯蒂夫,开一小段路之后,要把车丢在现场附近。很显然,这样的一辆车不能是托尼的人登记的。可以是偷来的,但似乎不用冒这样的危险。而租车又会浪费一套证件,而且在租赁处还要把托尼的一个人或者阿弗纳的一个人的资料登记下来。
“我们还需要一辆车。”阿弗纳对托尼说。“一辆也许要扔掉的车。”
就像他以前接受他们所有的要求一样。他们坐在那佛纳广场附近的一家路边咖啡馆里,继续用勺子舀着冰淇淋。“可以安排,”他回答道,然后说了一家美国汽车租赁公司的名字及其一个分部的地址。“他们会给你租一辆外地车牌的车子,不必担心证件的事。如果警察去租赁公司调查,他或者她会告诉他们是一个个子高高的得克萨斯人拿着一张‘晚餐俱乐部’的信用卡在米兰租的。不过,你要出一万块。”
他感到吃惊。
“但你不是欠我的。”托尼继续说。“我给你一个巴黎的号码,你下次到那之后,打这个号码,找路易斯。告诉他,我告诉过你你欠他的东西,付给他就行了。不用着急,一个月之内就行。”
这很有趣。难道托尼也有老板?或者有个合作伙伴向他收取在罗马活动的特许费?或者仅仅因为他欠“路易斯”一万块而让阿弗纳给他带去,省去了自己亲自飞往巴黎的麻烦?
或者,就像卡尔听说过这件事之后若有所思地说的那样,难道是个陷阱?但阿弗纳排除了这种可能性。他的第六感觉没有向他发出警告。
在国际间谍、国际走私、国际犯罪和国际恐怖活动中,总是存在着武器交易商、线人和其他私掠者。有时候,他们形成比较松散的组织——一个互相联络的网络,而不是一个严格的等级体系——如果他们提供不了顾客需要的服务,就把顾客转给其他人。只有少数人有政治动机,其余的则完全不关心政治。但无论哪种情况,他们首先感兴趣的是钱。只为一方服务——尤其是那些地下恐怖分子和犯罪分子总是在快速地变换同盟者——一般来说是不符合他们的利益的。不过,交易商们会在某项活动或某件商品上划一个界限——有些人也许从来不碰毒品或弹药,有些人也许专门从事工业间谍活动,有些人并不是为一个特定的国家工作——他们通常会给所有愿意出好价钱的顾客提供信息和服务。然而,至少从短期来看,私人侦探或其他合法商人不会把顾客卖给另一个人,他们也不会。“无论托尼怎么想,或无论他怀疑什么,”阿弗纳对卡尔说。“他都知道我们付给他的钱是干净的。”
还剩下一个问题,用行话来说就是“谁和什么”的问题。这只与四个人有关,因为卡尔的工作总是一样的。斯蒂夫无疑是最好的司机,所以那辆逃离现场的车子由他来开。按照以色列军队的传统,作为领导,阿弗纳不让自己当枪手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在第一次行动中。事实上,其他队员都认为这理所当然。但另一个枪手是罗伯特还是汉斯呢?
“我不是推销自己。”他们一开始讨论如何分工时罗伯特就说道。尽管他说的是希伯来语,听起来却像英语。“但我熟悉武器,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