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济怀在其领导下的两江发展大业中,要把教育改革放在最优先,最重要的位置。
而这也是一项长期,又极其艰巨的任务。
虽说在上海等地,陈家人已经有过几十年的,成功创办各类新式学堂的经验,而且培养了很多人才。
这些人才就如同种子一样,散落在两江的各个领域。两江早期的政界、军界和经济界的精英们,也大多出自其中。
但仅仅依靠过去的这些经验,就想实现全域普及近代教育推广新文化,却是远远不够的,将面对的困难也是极其复杂多样的。
这不仅涉及到范围和资源的问题,更有同以科举应试为核心的传统教育之间,形成的尖锐矛盾。
要知道,作为历代选才取士的基本制度,科举制在这个古老国度中,已经奉行了超过千年。
在经过长期的演进之后,至大清朝时,科举更是发展到了最为鼎盛的阶段。
其体制已经完全成熟固化,考核内容以儒家经学义理为内核,以“八股文”为形式。
受此僵死一般的限制,科举制度早已丧失了原本的积极性。又无法接受新的思想、学术和技术,极度缺乏革新精神,弊病甚多。
然而,长久以来,科考却是华夏历朝历代最为公平的人才选拔形式。
特别是对那些寒窗士子们来说,科举制是扭转个人和家族命运的唯一途径。
就连陈家人在早年间,也是靠这条道路改变了家族的门楣,才有了如今的种种机缘。
更为重要的是,以科举制度为基础,经过千余年来的发展,早已形成了一个十分庞大的士人阶层,也是华夏独有的精英社会群体。
所谓“士农工商”,在华夏历代的传统社会中,士人阶层都排在四民最顶端。地位崇高的他们,拥有强大的影响力,甚至是统治力!
由于他们掌控着文化知识、舆论导向和乡里经济等,从这些方面出发,使得士人阶层成为了民间的真正统治者。
对于这一点,历代的朝廷皆是心知肚明,因此都把对士人阶层的笼络,放在治国理政的核心位置上。
如今陈济怀要想在两江推行新式教育,最大的难点之一,便是该如何处理好,与旧有的士人阶层之间的关系。
其实由这场变革产生的斗争,在两江刚刚自治时起,就已经开始了。
那时,因为自治必然会影响到,两江地区的士子们继续参加大清的科考。
所以在清廷明里暗里的鼓动下,很多偏守旧的士人阶层,多选择了离开两江。
陈济怀在那时候,对这些人采取的是放行的政策。现在看来,这对后续的各项变革来说,反而是十分有益的。
因为当初的那些离开者们,多是地方上最为保守的人群。少了这些势力的存在,各项新政在推行中反倒少了很多麻烦事儿。
而在实现了全民普及教育之后,打破旧有的四民等级,造就人人皆平等,也才能水到渠成。
不过即便如此,在触及社会根本的教育改革方面,陈济怀等人依然保持着谨慎。
因此经过反复审慎的研究,他们最后定下了“分化,渐进,标准”的总体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