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伯乐的全身都是机警的、灵敏的,且也像愉快的样子。惟独他的两只眼睛常常闪视着悲哀。
他的眼睛是黑沉沉的,常常带着不信任的光辉。他和别人对面谈话,他两个眼睛无时不注视在别人的身上,且是从头到脚,从脚到头,来回地寻视,而后把视线安安定定地落在别人的脸上,向人这么看了一两分钟。
这种看法,他好像很悲哀的样子,从他的眼里放射出来不少的怜悯。
好像他与谈话的人,是个同谋者,或者是个同党,有共同的幸与不幸联系着他,似乎很亲切但又不好表现的样子。
马伯乐是悲哀的,他喜欢点文学,常常读一点小说,而且一边读着一边感叹着。
“写得这样好呵!真他妈的中国人。”
他读的大半是翻译小说,中国小说他也读,不过他读了常常感到写的不够劲。
比方写狱中记一类事情的,他感觉他们写得太松散,一点也不紧张,写得吞吞吐吐,若是让他来写,他一定把狱中的黑暗暴露无遗,给它一点也不剩,一点也不留,要说的都说出来,要骂的都骂出来。惟独这才能够得上一个作家。
尤其是在中国,中国的作家在现阶段是要积极促成抗日的,因此他常常叹息着:
“我若是个作家呀,我非领导抗日不可。中国不抗日,没有翻身的一天。”
后来他开始从街上买了一打一打的稿纸回来。他决心开始写了。
他读高尔基的《我的童年》的时候,那里边有很多地方提醒了他。他也有一些和高尔基同样的生活经验,有的地方比高尔基的生活还丰富,高尔基他进过煤坑吗?而马伯乐进去过的。他父亲开小煤矿嘛,他跟工人一路常常进去玩的。
他决心写了。有五六天他都是坐在桌子旁边,静静地坐着,摆着沉思的架子。
到了第七天,他还一个字没有写,他气得把稿纸撕掉了许多张。
但他还是要写的,他还是常常往家里买稿纸。开初买的是金边的,后来买的是普通的,到最后他就买些白报纸回来。他说:
“若想当个作家,稿纸是天天用,哪能尽用好的,好的太浪费了。”他和朋友们谈话,朋友们都谈到抗日问题上去,于是他想写的稿子,就越得写了。
“若是写了抗日的,这不正是时候吗?这不正是负起领导作用吗?这是多么伟大的工作!这才是真正推动了历史的轮子。”
他越想越伟大,似乎自己已经成了个将军了。
于是他很庄严地用起功来。
新买了许多书,不但书房,把太太的卧房也给摆起书架子。太太到厨房去煎鱼,孩子打开玻璃书架,把他的书给抛了满地,有的竟撕了几页,踏在脚下。
“这书是借来的呀,你都给撕坏了,到那时候可怎么办?”
马伯乐这一天可真气坏了,他从来也不打孩子,他也不敢打。他若打孩子,他的太太就在后边打他。可是这一天他实在气红了眼睛,把孩子按到床上打得哇哇地乱叫。
开初那孩子还以为和往常一样,是爸爸和他闹着玩的,所以被按到床上还咯咯地一边笑一边踢荡着小腿。马伯乐说:
“好东西,你等着吧!”
把孩子打了之后玻璃书橱也锁起来了。一天一天地仍是不断地从民众图书馆里往家搬书。他认识图书馆的办事员,所以他很自由的,愿意拿什么书就拿什么书,不用登记,不用挂号。
民众图书馆的书,马伯乐知道也是不能看,不过家里既然预备了书架,书多一点总是好看。
从此他还戴起眼镜来,和一个真正的学者差不多了。
他大概一天也不到太太屋里来。太太说他瘦多了,要到街上去给他买一瓶鱼肝油来吃。
不久,马伯乐就生了一点小病。大家是知道的,他生病是不吃什么药的,也不过多吸几只烟也就好了。
可是在病中,出乎他自己意料之外的他却写了点文章。
他买了几本世界文学名著,有的他看过,有的还来不及看。但是其中他选了一本,那一本他昼夜抱着,尤其当他在纸上写字的时候,他几乎离不开那本书,他是写一写看一看的。
那书是外国小说,并没有涉及到中国的事情。但他以为也没有多大关系,外国人的名字什么什么彼得罗夫,他用到他的小说上,他给改上一个李什么、王什么。总之他把外国人都给改成中国人之后,又加上自己最中心之主题“打日本”。现在这年头,你不写“打日本”,能有销路吗?再说你若想当一个作家,你不在前边领导着,那能被人承认吗?
马伯乐没有什么职业,终年地闲着,从中学毕业后就这样。那年他虽然去到了上海,也想上××大学念书,但是他没有考上,是在那里旁听。父亲也就因此不给他费用。虽然他假造了些凭据,写信用××大学的信封,让父亲回信到××大学,但也都没有生效。
于是他又回到家中做少爷,少爷多半都是很幸福地随便花钱。但他不成,他的父亲说过:
“非等我咽了气,你们就不用想,一分一文都得拿在我的手里。”
同时又常常说:
“你们哪一个若嫌弃你爹老朽昏庸,哪一个就带着孩子、老婆另起炉灶去好啦。”
马伯乐住在家里常常听这难听没有意思的话。虽然家里的床是软的,家的饭食是应时的,但总像每天被虐待了一样,也好像家中的奴仆之一似的,溜溜的,看见父亲的脸色一不对,就得赶快躲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