涅赫柳多夫乘坐的那节车厢只坐满了一半旅客。他们中间有仆役、工匠、工人、肉商、犹太人、店员、妇女、工人的老婆,还有一名士兵、两位太太,其中一个年轻,另一个上了年纪,裸露的手臂上戴着好几只手镯。另外,还坐着一个面孔铁板的老爷,头上戴着一顶缀有帽徽的黑制帽。这些人都已找到座位,安静地坐着,有的在嗑瓜子,有的在吸烟,有的在跟邻座的乘客兴致勃勃地聊天。
塔拉斯喜气洋洋地坐在过道右边的长椅上,还在旁边给涅赫柳多夫留了个位子。他跟坐在对面的乘客正谈得起劲,那个人肌肉强健,敞着胸膛,外面套一件粗呢长外衣,涅赫柳多夫后来知道他是个花匠,乘车到外地去打工。涅赫柳多夫想走过去坐到塔拉斯旁边,半路上看见一个白胡子老头儿,就在他身边站住了。老头儿仪表堂堂,穿一件土布长袍,正在跟一个一身农村打扮的年轻女人说着话。女人旁边坐着一个七岁左右的小姑娘,两只脚还碰不到地板。她穿了一件新做的无袖长衣,淡得近乎白色的头发扎成一条辫子,嘴里不停地嗑着瓜子。老头儿回过头来看了看涅赫柳多夫,就掖起长袍的前摆,在磨得发亮的长椅上腾出一个位子,亲热地说:“您请坐吧。”
涅赫柳多夫谢过以后,就在他腾出来的位子上坐了下来。涅赫柳多夫刚坐定,那女人又继续刚刚被打断的谈话。她说她丈夫在城里怎样招待她,现在她回乡下去。
“上次谢肉节,我去过一次,这一次,托上帝的福,又去了,”她说,“求上帝保佑,今年能去城里过圣诞节。”
“这是好事!”老头儿回头看看涅赫柳多夫说,“你要常去看看他,一个年轻男人待在城里要学坏的。”
“不,老大爷,我家的那口子可不是那种人。他从来不干傻事,规规矩矩像个黄花闺女,挣的钱全都往家里寄,自己一个子儿也不留,他很喜欢这小女孩,看见她,甭提多高兴啦,”那女人笑着说。
小姑娘一边吐瓜子壳,一边听母亲说话。她那双文静而机灵的眼睛看看老头儿的脸,又看看涅赫柳多夫的脸,仿佛要证实她母亲说的全是实话。
“他是个明事理的人,这再好也没有了,”老头儿说。“那么,他也不来这个吗?”他用目光示意坐在过道另一边的一对工人模样的夫妇,添了一句。
那男人拿着一瓶伏特加对准嘴巴,仰起头,咕嘟咕嘟地喝着。他的老婆手里拿着装酒瓶的袋子,盯着丈夫看。
“不,我家男人不喝酒,不抽烟,”跟老头儿攀谈的女人趁机还要夸夸自己的丈夫。“像他这样的男人,老大爷,打着灯笼也难找啊,他真是好样的,”她又转身对涅赫柳多夫说。
“这再好也没有了,”老头儿看看喝酒的工人,又说了一遍。
那工人对着酒瓶喝了几口,就把它递给妻子。妻子接过酒瓶,笑着摇摇头,也把瓶口对准嘴巴。那工人发觉涅赫柳多夫和老头儿盯住他看,就扭过头来对他们说:“怎么啦,老爷?是不是在看我们喝酒?我们干活的时候,谁也没有看见,我们一喝酒,大家全看见了。我挣了钱,自己喝点酒,也给老婆喝几口。别的什么都不想了。”
“是啊,是啊,”涅赫柳多夫不知道如何回答是好。
“我说的话对吗,老爷?我老婆可是个守规矩的女人!我对她很满意,因为她会疼我。我说得对吗,玛夫拉?”
“喏,拿去吧,我不想多喝了,”妻子说着,把酒瓶还给他。“你在那儿嘀咕什么呀?”她又说了一句。
“瞧,她就是这个德性,”工人接着说,“她一会儿挺好,一会儿又像轴上没上油的大车,嘁嘁喳喳地叫。玛夫拉,我说得对吗?”
玛夫拉格格地笑着,带着几分醉意摆了摆手。
“瞧,他又胡扯了……”
“瞧,她就是这个德性,好的时候挺好,可是过不了多久,牛脾气一来,什么事都干得出……我说的是实话。老爷,请您多包涵。我喝得多了点儿,现在可怎么办?……”工人说着,就躺了下来,把头枕在满面笑容的妻子的膝盖上,睡觉了。
涅赫柳多夫在老头儿身旁又坐了一会儿。老头儿对他讲了自己的身世,说他是个砌炉匠,干了五十三年活,一生中砌过多少炉灶数也数不清,现在想歇歇,可总是歇不下来。最近他在城里给孩子们找了份工作,现在回乡去看看家里人。涅赫柳多夫等老头儿说完,站起身来,朝塔拉斯替他留着的座位走去。
“老爷,您请坐,我把袋子挪到这边来,”坐在塔拉斯对面的花匠抬起头看看涅赫柳多夫,亲热地说。
“宁受挤,也不受气,”塔拉斯用唱歌般的声调笑嘻嘻地说,然后伸出强有力的手臂把两普特重的袋子轻轻松松地举起来,放到窗口。“地方有的是,站站也行,钻到长椅子下面也行。这儿倒是安静,不会发生吵架!”他和颜悦色地说。
塔拉斯说他自己如果不喝酒,就没有话可说,一喝酒,说起话来就没完没了,而且都是好词儿。的确,塔拉斯在头脑清醒的时候,总是不声不响;当他碰到特殊情况,难得喝点酒之后,就特别喜欢说话。他说的话很多,说得又很有道理,很朴实,很真诚,尤其是很亲切。他说话的时候,那双善良的、浅蓝色的眼睛和亲切含笑的嘴唇总使人产生温馨的感觉。
他今天的心情就是这样。他看到涅赫柳多夫走过来,就暂时收住了话头。他放好袋子,按照原样坐好,把两只有力的劳动的手放到膝盖上,直视着花匠的眼睛,又继续讲自己的事情。他对这个新认识的同伴详详细细地述说自己妻子的遭遇,讲她为什么被流放,他现在为什么要跟她一起到西伯利亚去。
涅赫柳多夫还是第一次听到他讲得这样详细,所以他听得很有兴趣。不过,他坐下来听的时候,塔拉斯已经讲到下毒的事已经发生,家里人都知道这是费多西娅干的。
“我在向他吐苦水,”塔拉斯转过脸对涅赫柳多夫诚恳地说,“我遇上这样一位热心肠的朋友,就聊了起来,我也就讲讲我的事。”
“对,对,”涅赫柳多夫说。
“你听我说,老哥,这件事就这么查出来了。我妈手里拿着那块放过毒的面饼说:‘我要去报告警察。’我爹是个懂道理的人,他说:‘慢着,老太婆,这小娘儿们还是个黄毛丫头,她自己也不知道干了什么事。我们要原谅她,她也许会明白过来的。’可是这有什么用?我妈一句话都听不进去。她说:‘要是我们把她留在家里,她就会把我们当成蟑螂都毒死的。’老哥,她说完就去找警察了。警察一下子就闯到我们家里……当下把证人都传了去。”
“那么,你当时怎么样?”花匠问。
“我吗,老哥,肚子疼得直打滚,嘴里直吐,五脏六腑好像都翻了个个儿,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爹马上套好车,叫费多西娅坐上去,先到警察局,再由警察局转送到法官那里。她呢,老哥,一到那里就全部认了罪,后来又向法官一五一十地招供了。她从哪儿弄来的砒霜,怎样把砒霜揉进面饼里。法官问:‘你为什么要干这种事?’她说:‘因为我讨厌他,我宁可到西伯利亚去,也不要跟他一块儿过日子。’她是说不愿意跟我一块儿过,”塔拉斯笑着说。“她就这样全部认了罪。我不说你也知道,她被关进牢里,我爹一个人回来了。这时正好是农忙,我们家只有我妈是女的,而且身体很不好。我们想,这下可怎么办,能不能把她保出来。我爹就跑去找长官,找了一个,不成,又去找一个,又不成,他一连找了五个。我们打算不再到处奔走了,不料遇上一个衙门里的小官。这家伙是个天下少有的机灵鬼。他说:‘你给我五卢布,我就把她保出来。’后来讲定三卢布。没有法子啊,老哥,我只得把她织的粗麻布典押出去,给了他钱。他拿起一张公文纸就写,”塔拉斯拖长声调说,就像讲开枪似的,“一眨眼的工夫就写好了。当时我已经能起床了,亲自赶着马车到城里去。老哥,我这就到了城里。我在客栈里把马拴好,拿了公文就去监狱。‘你有什么事?’我就如此这般地说了一遍,说我老婆关在你们监狱里。他说:‘有公文吗?’我马上把公文递过去。他看了看说:‘你等在这儿。’我就在一条长凳上坐下来。太阳已过晌午。过了一会儿,出来一个当官的。他说:‘你就是瓦尔古绍夫吗?’‘我就是。’他说:‘你现在就把她领回去。’他们立刻把牢门打开,把她带了出来。她穿着自己的衣服,整整齐齐的。我说:‘行了,我们走吧。’她说:‘你难道是走着来的?’‘不,我赶车来的。’我们到了客栈,结清了账,把马套上车,把剩下的干草铺在车上,上面再盖一块粗麻布,她坐上板车,扎好头巾。我们就赶着车回去了。她一声不吭,我也一声不吭。快到家的时候,她才开口问:‘怎么样,妈好吗?’我说:‘好。’她又问:‘那么爹呢?’我说:‘也很好。’她说:‘塔拉斯,请原谅我干的傻事,我自己也不知道会干出这种事来。’我对她说:‘再说这些话有什么用呢,我早就原谅你了。’我不想再说了。一回到家里,她就跪在我妈面前。我妈说:‘上帝会宽恕你的。’我爹招呼她一声以后说:‘过去的事还提它干吗?往后好好过日子吧。眼下没工夫说这些,现在该下地收割了。在斯科罗德诺耶那边,那块上过肥的黑麦地,上帝保佑,长得又密又壮,镰刀都插不进去,麦穗和麦穗都绞在一起,沉甸甸的,都倒伏了。得收割了。明天你就跟塔拉斯一块儿下地去。’老哥,她二话不说,马上就干活去了。她干活真卖力,看得我眼都傻了。那时我们家租了三俄亩地,上帝保佑,黑麦、燕麦都是大丰收。我割麦,她打捆,要不我们俩就一起割。我干起活来很利落,是个好把式;她呢,比我更利落,什么活都拿得起。我老婆心灵手巧,年纪又轻,身体又棒。老哥,她干活像在玩命,我只得硬逼她停下歇一会儿。回到家里,手指肿了,胳膊又酸又疼,该歇一会儿,可她呢,连晚饭也不吃,就跑到粮仓里,去打第二天早上用的草绳。她完全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