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家夜总会就是典型的1917年革命以来白俄们在欧洲各地开设的夜总会那样。侍者往往全是从前的贵族,合唱队全是由从前的近卫军官组成的,这类场所都收取很高的费用,而且都有一种忧郁的气氛。
除此以外,它们全都灯光暗淡,这一点我倒是估计到了。正如那个侍者说的一样,里边有德国人,这些德国人肯定都不是流亡者。他们大概是密探,是德国使馆的人员,或者是德国公司的雇工。
“这些俄国人,”施瓦茨说,“在安家立业方面比我们更有成就。一点不错,他们先走了十五年。十五年的流亡是一段很长的时间,一个终身的经历。”
“他们是第一批流亡者,”我答道,“人们还在为他们惋惜呢。他们弄到了工作许可和其他证件,南森护照[27]。等我们到来的时候,世界上储存的怜悯早就已经用光了。我们成了叫人厌恶的东西,成了白蚁,几乎谁也不为我们说一句好话。我们没有权利工作,没有权利生存,而且我们也没有证件。”
我们一踏进这个地方,我心里就有点紧张不安。这大概是对这间关得很严、帘幔挂得很厚实的屋子的反应,也是由于我知道这里有德国人,而且我坐的位子离门口又太远,不容易逃跑。我老早已经养成一个习惯,不论到哪儿,总是挑一个靠近出口处的地方就座。还有一个使我紧张不安的原因是,我从这儿看不见那条船。说不定传来一个什么消息,当天夜里它就提前出航了。
施瓦茨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他把手伸进口袋,摸出那两张船票放在我的面前。“把这个拿去,我不是奴隶监工。把这个拿去,要是你愿意,你就走吧。”
我倒不好意思起来。“你误解我啦,”我说,“我有的是时间。天下所有的时间。”
施瓦茨没有搭理。他等着。我把那两张船票拿过来,放进了口袋。
“我安排好乘这样一班火车,”他接着说道,仿佛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似的,“要在薄暮时分到达奥斯纳布吕克。我好像觉得这会儿才越过边境。在这以前,人啊,东西啊,即使是在我的故土,对我来说也都陌生得很。可是这会儿,每一棵树都开始说话了。火车经过的村子我都熟悉,不是我在上小学时去过那儿远足,便是我在认识海伦以后的头几个星期里跟她一块儿去玩过。我当年很喜爱这个乡村,正像我喜爱那座有着房屋和花园的城市一样。
“在这以前,我的恐惧都是抽象的,都是一个样。过去发生的事情使我麻痹了,把我变成了石头。我从来不觉得有必要把它分析一下,把它仔细地考虑一番。事实上,我也害怕这样做。可是这会儿,蓦然地,一些细小的东西都开始说话了,和恐惧毫无关系而又构成恐惧的一部分的那些东西。
“乡村并没有改变。它还是从前的那个样子。在残阳的照耀下,尖塔仍然发出淡莹莹的绿锈般的光泽,河流仍然倒映着天空。这都使我记起从前我出去钓鱼,梦想在他乡异地冒险的那些日子——不错,那样的事情我确实经历过很多,可是和我想象中的情况却不完全一个样。蝴蝶和蜻蜓蹁跹飞舞的牧草地并没有改变,栽着树木、开着野花的丘陵也是旧貌依然。它们跟我年轻时候的样子完全相同,在它们中间留下了我的青春——那些日子可以说已经被埋葬了,如果我要用那样的眼光来看待它,或者说准备重新发现那段时光,或是我要争取更加乐观一点的话。
“没有什么能玷污这番景色。从火车上,我没有看见多少人,而且也没有看见穿制服的,仅仅看见那乡村逐渐往暮霭中沉没。站长家小小的庭园里,开着玫瑰、大丽花和百合花。它们全跟以往一个样,‘麻风病’并没有侵蚀到它们。它们攀缘在木制的棚架上,和法国的那些花朵一样。牧草地上站着许多奶牛,也跟瑞士的牧草地一样,棕的、黑的和白的——没有什么万字——同样有着苍老而坚韧的眼睛。我看见一只白鹳在一所农家房舍上嘎嘎地叫着,燕子翻飞,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是这种样子。只有人改变了,这一点我知道,可是那天晚上我却看不出来,而且也理解不了。再说,它们也并不像我可笑地设想的那样,一概都不同了。车厢里一会儿挤满了人,一会儿走空了,后来又给挤满了。在一天中的那个时刻,穿制服的人是很少的,所有的人几乎全是普通百姓,他们的谈话跟我在法国和瑞士经常听到的差不多——关于什么天气啊,收成啊,当天发生的大事啊,还有担心战争的爆发啊。对于战争,他们也是害怕的。唯一的差别,就是在德国国外,每个人都知道是德国要发动战争,而在这里,我却听说是别的国家要把战争强加在德国头上。几乎人人都拥护和平,每逢战争爆发之前,人们总是这样的。
“火车停站了。我跟着人群,一起挤出大门。从我最后一次看到它以来,车站内部没有什么改变。跟我记忆中的相比,它仿佛只是显得小了一些,尘灰多了一些。
“我一踏进车站广场,刚才在寻思的那些事情统统都从我的头脑里消失了。夜幕正在降临,空气湿乎乎的,好像才下过一场雨。我再也看不清周围的事物,我身体里的一切都在颤动。我知道,从这以后,我将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而同时,我又觉得什么意外也不会落到我头上。好比我站在一口玻璃钟的底下,这口钟可以保护我,但是也可能随时裂得粉碎。
“我回到售票处的窗口,买了一张回明斯特的车票。我不能住在奥斯纳布吕克。这太危险了。‘最后一班火车,什么时候开?’我问售票员,那个人坐在窗洞里面,沐浴在黄橙橙的灯光里,光秃秃的脑瓜闪闪发亮,活像一尊小镇上的弥勒佛,十分安全,不受外界一切变动的干扰。
“‘一班是九点二十分,还有一班是十一点十二分。’
“我走到一台自动售票机那里买了一张站台票。我要有张车票放在手头,万一在开车之前我就得迅速脱身,也好有个方便。一般说来,站台原也不是一个好的隐蔽场所,可是往往有几个站台可以供你挑选——在奥斯纳布吕克就有三个——你不妨跳上一班就要开出的火车,向列车员解释说,是你搞错了,补张票,到下一站下车。
“我决定跟从前一个朋友通个电话,这个人我知道他并不拥护纳粹政权。他在电话里的声音语调,可以让我知道他能不能帮助我。我不敢直接同我妻子通话,因为我不知道她是不是还过着单身独居的生活。
“我站在那个小小的玻璃公用电话间里,面前放着一本电话号码簿。我翻过一页页肮脏揉皱的书角时,我的心跳得那么厉害,我觉得这心跳的声音连我自己都能够听到,我甚至认为连别人也听得到,于是便伛下身子,免得让人家认出来。我心不在焉地翻到了自己原来那个姓氏的第一个字母。我找到了我妻子的名字,仍然是那个电话号码,可是地址却已经改变了。里斯穆勒广场现在叫希特勒广场。
“我一看到那个地址,就仿佛觉得电话间里这个阴惨暗淡的灯泡忽然发出百倍强烈的光芒。我抬起头来观望,感到外面已是黑夜,而我自己却正站在一间灯光熠耀的玻璃亭里,或是站在一盏探照灯照射的灯光之中。我再一次强烈地意识到我的愚蠢行为。
“我走出电话间,穿过半暗的车站。蔚蓝的天空和‘力量来自欢乐’[28]的海报上面那些愉快的脸蛋,威胁地向我俯视着。准是有一两班火车已经进站了,一大群旅客正在从楼梯上涌上来。一个党卫队员离开人群,朝着我的方向走过来。
“我没有逃跑。说不定他是在找别人。可是他就在我面前立定了,而且直瞪瞪盯着我的脸。‘对不起,’他说,‘您有火吗?’
“‘火?’我重复着。于是急忙答道:‘有,当然!火柴!’
“我把手伸进口袋,摸索着。
“‘干吗要找火柴?’那个党卫队员惊奇地问。‘你的纸烟还燃着呢。’
“我连自己正在吸烟都没想到。我递过烟去。他用自己的纸烟顶住我那闪闪发亮的烟头,同时抽着。‘你抽的是什么烟?’他问。‘味道有点像雪茄。’
“那是高卢牌香烟。我在穿越边境前买了几包。‘是一位朋友送给我的,’我说,‘法国货。黑烟草。他是从法国带回来的。对我来说,这号烟也太烈了。’
“那党卫队员笑了。‘最好的办法,就是根本不要再吸烟了。像元首那样。不过,这样做也不容易,特别是像眼下这种时势!’他行了个礼,走了。”
施瓦茨有气没力地微微一笑。“当我还是一个人,有权利爱去哪儿就去哪儿的时候,我对作家们描写恐惧的那种表现手法,往往表示怀疑——说什么受到恐惧袭击的人的心脏停止跳动啦,他的四肢一点也动弹不得啦,冰冷的寒战传遍他的脊梁啦,浑身冒着大汗啦,我认为那都是些陈词滥调,俗套文章。也许是这样。可是,那倒也是真情实况。我现在感觉到的正是这种滋味,虽然在我淳朴无知的年代,这种情况曾经叫我发笑。”
一个侍者走过来。“你们两位先生想找个伴儿吗?”
“不。”
他朝我伛下身子。“在你们回答‘不’字以前,可否让我提请你们注意那两位坐在吧台边的女士?”
我朝她们看了一眼。其中的一个似乎长得很健壮。两个人都穿着紧窄贴身的夜礼服。我看不清她们的脸蛋。“不。”我又说了一遍。
“她们都是贵妇,”那侍者说,“右边那一位是德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