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施瓦茨说。“它的颜色在你记忆中是怎样变化的!活像洗衣店里的便宜衬衫。只有不幸的人才会觉得重要。我们到了巴黎,在塞纳河左岸大奥古斯丁码头上的一家小旅馆里找到了几间房。那里没有电梯,由于年代久远,楼梯都已经歪斜和磨损,房间都很小;可是我们可以眺望塞纳河,码头上的书亭,巴黎古监狱和圣母院。我们有护照。我们是人,一直到1939年9月为止。
“在那之前,我们还是人,不管我们的护照是真是假都一样。可是,假战[45]开始以后,情况就不同了。
“‘你从前在这儿的时候,靠什么来维持生活的?’有一天海伦问我。‘你被准许工作吗?’
“‘当然不能。我连存在都不被准许呢。你怎么能指望一个不存在的人得到工作许可啊?’
“‘那你是靠什么来维持生活的?’
“‘我记不起来了,’我老老实实地回答道,‘我干过各种各样的营生。没有一个活计是干得长久的。法国人对法律倒是不太拘泥。要是你愿意接受低微的工资,你往往总能找到一个什么活儿来干。我在中央市场上运过板箱。我伺候过人家吃饭。我贩卖过领带、短袜和衬衫。我替人家补习过德语;难民委员会偶尔还给过我一点儿补助。我卖了几件个人物品。我还为瑞士报纸写过几篇短稿。’
“‘你就不能再找一份报纸工作?’
“‘不成。因为要找到那样一个工作,你得有工作许可和居留许可。我的最后一个职业是替人家给信封写地址。随后,就来了个施瓦茨,还有我那虚假的存在。’
“‘为什么说虚假?’
“‘因为人家当我是另外一个人,在一个死人名字的掩护下生活。作为我自己,我已经不再存在了。’
“‘我倒希望你别这么称呼它。’海伦说。
“‘不管我把它叫作什么,那都没有什么关系。把它叫作双重的生命,借来的生命,或者把它叫作第二次生命。是的,也许这个说法最确切。我们好像是些遇难的人,他们一点没有遗憾,因为他们已经失去了记忆——就是这种记忆,使得人们感觉到他们已经失去了好的东西,而坏的东西却没有得到改善。’
“海伦笑了起来。‘那我们现在是什么呢?冒名顶替者、死尸,还是鬼魂?’
“‘从法律上讲,我们是旅游者。我们被准许待在这儿,但却不能工作。’
“‘好啊,’她说,‘那我们就不要工作呗。让我们到圣路易岛上去,坐在一条长凳上晒晒太阳。随后我们到法兰西咖啡馆,待在人行道上吃吃东西。这样一个日程表,安排得怎么样?’
“‘这是一个很好的日程表。’我说。于是我们就照着它实行了。我不再去找那些零星的活。一连几个星期,从清早到清早,我们都待在一起。
“而在外面,时间却像暴风雨似的在呼吼:报纸的号外啊,军队的调动啊,议院的紧急会议啊,可是所有这一切,却跟我们全不相干。倒像根本没有这回事似的。我们生活在永恒之中。当你的世界上充满了感情的时候,就没有时间的余地了。你是在彼岸,是在时间的那一边。这一点难道你还不相信?”
施瓦茨朝我转过脸来,露出一副绝望地恳求的神情。“你不相信吗?”他问。
我很累,而且我也没办法忍住表现得不耐烦。关于幸福的故事原是引不起什么兴趣来的,而施瓦茨那关于永恒的幻想也叫我觉得索然无味。
“我不知道。”我心不在焉地回答。
“幸福或是永恒,说不定要等我们死了以后才会到来。到那时候,日历不再翻转,时间也就跟着停止了。可是,如果我们要继续生活下去的话,那可没有办法了——不管我们干什么,总得有个时间,而时间是在逝去的。”
“我不要让它死!”施瓦茨突然狂暴地说道。“我要它如同一尊大理石像那样一动不动地立在那儿。不要像一座沙土城堡在潮水中被冲走!我们热爱的死者,到头来会怎么样呢?他们都会怎么样呢?他们会不会一次又一次地死去呢?如果不在我们的记忆里,他们还会在别的什么地方吗?她的脸!我是唯一仍然认得出这张脸的人。我能听任它让时间蹂躏吗?我知道即使在我的心里,它也会消退,它也会被歪曲,被篡改,除非我能够将它形象化,把它树立在我的身外。我心里的谎言和幻想会像常春藤一样缠绕它,毁坏它。末了,将会什么也没有,只剩下了常春藤。这个我知道。正因为如此,我才不得不把我的记忆抢救出来,从我自己身上,从那带有腐蚀性的利己主义那里抢救出来,这种利己主义会使我试图忘记,以便能够继续生活下去。你理解吗?”
“我理解,施瓦茨先生,”我说道,脚步迈得尽可能的轻盈,“你之所以跟我谈,原因也就在这里——为了要把你的记忆从你自己身上抢救出来……”
我跟自己生气,因为刚才的话讲得那么直率。那个人非常狂暴,但表现出的是一种合乎逻辑的疯狂,如同一个堂吉诃德,下决心要跟时间的风车搏斗,而我呢,对他的伤心事考虑过多,因而没有去尽力分析他的处境。“要是我成功了——”施瓦茨说不下去了。随后他重新开始说:“要是我成功了,那么它就安全了,不会受我所能做的任何事的损害了。你相信我吗?”
“是的,施瓦茨先生。我们的记忆不是什么放在博物院里的一只尘封的象牙首饰盒。它是一只活着的、要吃喝还能消化的动物。它像传说中的不死鸟那样,会自行焚死,[46]这样我们就可以继续生活下去,不至于被它毁灭。这就是你正在试图防止的事情。”
“就是这句话嘛!”施瓦茨的眼睛里洋溢着感激的神情。“你说只有等我们死了以后,记忆才会变成石头。那就是我正要做的事啊!”
“我那是胡说八道。”我不耐烦地说。我憎恨这样的谈话。我认识很多患精神病的人,流亡导致了这种精神病,正像雨水催生蘑菇一样。
“我不打算自杀,”施瓦茨说着,微微笑了一笑,好像他知道我在想些什么似的,“人的生命现在太重要了。我只是想让作为约瑟夫·施瓦茨的我死去。明天早晨当我离开你的时候,约瑟夫·施瓦茨就要死去了。”
一个念头闪过我的心田,跟这个念头一起,还有一个狂妄的希望。“那你打算怎么样呢?”我问。
“失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