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会有那么一天,”施瓦茨说,“我们的时代将被认为是一个讽刺的时代。不是十八世纪那种妙趣横生的讽刺,而是一个技术上进步、文化上倒退的粗野时代的那种愚蠢的或者恶意的讽刺。希特勒不断地叫嚣,他是和平的信徒,别的国家却把战争强加在他的头上;他不仅向全世界这样宣扬,而且他自己也这样相信。五千万德国人也跟着他信以为真。其实,只有他们自己这几年来一直在扩充军备,别的国家可没有一个在准备战争,这个事实却一点也没有影响他们的看法。另外一个讽刺是,我们这批从德国集中营里逃出来的人,居然又被关进了法国的集中营。对于这件事,你甚至也不能过于愤慨——一个正在为自己的生存而作战的国家,有着比难民的绝对正义更加重要的事情要操心。我们没有受到拷打,没有遭到毒气虐杀,也没有被枪杀,只是被拘留。我们再能指望一些什么呢?”
“你是什么时候再次见到你的妻子的?”我问。
“没隔太久。你在韦内待过没有?”
“没有,可是我知道那是法国最糟糕的集中营之一。”
施瓦茨冷笑了一声。“那是一个程度问题。你知道那些被投进一锅冷水里去煮的蟹的故事吗?当水温升到五十度的时候,它们尖叫着说忍受不了了,哀叹不如水温只有四十度时的那种幸福时刻;后来温度上升到六十度的时候,它们就哀叹不如只有五十度的时候,后来上升到七十度的时候,又哀叹不如只有六十度的时刻,如此等等。韦内比起最好的德国集中营要胜过一千倍,正像一个没有死刑毒气室的集中营,要胜过一个有死刑毒气室的集中营一般。”
我点点头。“你后来怎么样呢?”
“不久,冷天来了。很自然,我们都没有足够的毛毯,而且也没有煤。原因自然是法国人的管理不善。但是,当你挨冻的时候,苦痛就更加难熬。我不愿意描绘集中营里的冬天来让你无聊。要讽刺一番,这未免太容易了。如果海伦和我承认自己是纳粹党人,那我们就会过得好些——我们会被送到一个特殊的集中营去。当我们挨饿受冻,还在拉肚子的时候,我从报纸上看到那些被拘留的非难民——德国俘虏的图片。他们有刀叉、桌椅、床铺、毛毯,甚至还有他们专用的食堂。报纸用自豪的语气,报道法国如何优待敌国的侨民。对付我们这些流亡者,不需要温文尔雅。我们都是没有什么危险的。
“我做到随遇而安。我接受海伦的劝告,丢掉正义的观念。劳动后的晚上,我往我那床——用稻草铺就的一米宽、两米长的‘铺位’上一坐,便开动我的脑筋。我训练自己,要把这个阶段看成是与我个人毫不相干的一个过渡时期。某些事情发生在我的周围,我要学会像一只机灵的野兽一般立刻反应。极度伤心也能像痢疾一样容易致你死命,而正义乃是和平时期的奢侈品。”
“这个话你当真相信吗?”我问。
“不,”施瓦茨说,“可我只能一直喋喋不休地反复说,直至把它印进我的头脑里去。正是那些不公道的小事——面包片比较小,而工作量却比较大——叫人最难忍受。你必须学会不要把这些日常的气恼小事放在心上,否则你对小事的怨恨会抹掉你对大事的认识。”
“原来你生活得像是一只机灵的野兽。”
“是的,一直到海伦寄来了第一封信。那是在两个月之后。信是由我们在巴黎住过的那家旅馆转来的。我觉得仿佛一扇窗从一间阴暗闷热的屋子里打开了。外面的生活很沉寂,可是至少它又存在了。她的信来得没有规律,有时候一连几星期都不见她来一封信。这些来信是怎样改变和增强我对海伦的印象的,说起来真是奇怪。她在信上讲起她的情况很不错,又说她终于被送到了一个集中营里,而且被安排了工作,先是在厨房里,随后在集中营的商店里。有两次,她居然还寄给我一包食物,怎样寄的,用什么妙计,行了什么贿赂,我都想象不出来。我开始从信里看到一张新的脸。那中间有多少成分是由分居两地、我自己的欲望和想象力的驰骋形成的,我不知道。当你离群索居,只跟几封信打交道的时候,样样东西都会呈现出几乎一种神奇的比例。这你是知道的。随便写下的一句话,如果在别的情况下本来是毫无意义的,却能变成足以毁灭你生存的霹雳,而另一句跟上面一句同样毫无意义的话,却能给你几星期的温暖。你会花掉整整几个月的时间,去仔细考虑写信的人在把信一封起来就忘记的事情。一张照片寄来了,海伦站在营房外面,跟另外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他们是集中营的法国工作人员,她这样写道。”
施瓦茨抬头望了一眼。“我无比仔细地研究了那个男人的脸!我从一个钟表师傅那儿借来了一个放大镜。我捉摸不出海伦为什么要寄给我这样一张照片。说不定她在寄照片的时候,根本什么都没有想。或者,她是想过的呢?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有过这样的感受?”
“人人都有过,”我说,“拘留犯的精神变态。没什么特别的。”
酒吧老板交给我们一张账单。我们是最后两个客人了。“还有什么地方我们可以去的?”施瓦茨问。
酒吧老板告诉我们一个地方。“他们还搞到了一些姑娘,”他说,“又标致又丰满。价钱也不贵。”
“别的去处难道就没有了吗?”
“据我所知,在夜里的这个时辰还开着的,确实没有了。”他把短上衣穿上了。“如果你们需要,我可以带你们到那边去。我反正已经没有事啦。那些姑娘可是相当狡猾的。我会留神不让你们受骗。”
“不要姑娘的话,我们能坐在那儿吗?”
“不要姑娘?”那个人显出迷惑不解的样子。随后,脸上露出龇牙咧嘴的笑容。“不要姑娘?哦,我明白了。行啊,当然了。不过,他们只有姑娘。”
我们走出屋子,到了外面的街上,他一直目送着我们。这是一个美妙的黎明。太阳还没有升起来,可是盐的味道却已经更浓重了。车辆爬过街头,咖啡和睡眠的气味从开着的窗子里飘送出来。灯光都已经熄灭了。我们听到几条街之外一辆看不见的大车驶过的隆隆声。一艘艘渔船浮在不平静的塔霍河上,仿佛盛开着的一朵朵黄色和红色的睡莲,而在下面,又惨淡,又沉静,没有一点人工的光芒,停泊着那条轮船,那艘方舟,那个最后的希望。我们朝着它走下山坡。
这家妓院相当阴沉。四五个又肥胖又邋遢的女人,坐在那儿抽烟或者打牌。没精打采地做了一番吸引我们兴趣的尝试,她们就不来打扰我们了。我望了下表。“不会再待多久的,”施瓦茨说,“而且,不到九点,领事馆也不会开门。”
这一点,我知道得跟他一样清楚。他似乎并不知道的是,讲和听可不一样。
“一年仿佛是一段永无穷尽的时间,”施瓦茨说,“后来,时间似乎一点也不长了。一月里,我们在营房外面劳动,我试图逃跑过一次。两天之后,我就被抓住了。那个臭名昭著的C中尉用马鞭抽打我的脸。有三个星期,我被单独监禁起来,只准吃点面包和清水。第二次我试图逃跑的时候,当场就被逮住了。从此,我便放弃了越狱的念头。没有定量供应卡和身份证几乎是无法走动的。任什么宪兵都可以把你抓起来。而且要到海伦的集中营去,路途可远着咧。
“后来,我们的情况改变了。五月,真正的战争开始了,过了四个星期,战争就结束啦。我们是在未占领地区,可是消息沸沸扬扬地流传,说是有个军事委员会或者甚至盖世太保就要来视察这个集中营。我猜想你总还记得那时发生的一场惊慌吧?”
“记得,”我说,“惊慌,自杀,释放我们的请愿,还有往往会使这种请愿不能实现的官僚主义的无能。也并不总是这样的,有时候,会有那么一个聪明的集中营司令官,由他自己承担责任,把难民释放出来。他们当中有些人,这是真的,后来在马赛[52],或者在边界上又被逮捕了。”
“在马赛!那个时候,海伦和我身边都有毒药,”施瓦茨打断我的话说,“小小的胶囊。它会给你的心灵带来致命的宁静,是我集中营里一个药剂师卖给我的,总共有两粒。我不知道那玩意儿到底是什么,可是我相信他的话,他说你要是吞下一颗,包管你死得快,而且几乎没有一点痛苦。他说,这毒药给两个人服用足够的了。他所以要把它卖给我,是因为他害怕哪天夜里,陷于绝望的时候,他自己就在黎明之前把它吃了。
“我们好像泥制靶子排成的队列一般。失败来得太快了。谁也不曾料想到会来得这么早。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英国会不肯议和。我们能看到的,就是一切都完蛋了,”施瓦茨做出一个厌烦的手势,“而且甚至到此刻,我们还没有把握说它并不曾完蛋。我们被推回到岸边。我们前面只有一片大海。”
海,我暗自思忖。还有依然在那上面航行的船。
门道里出现了我们刚才离开的那家酒吧间的老板。他跟我们招呼的时候,龇牙咧嘴地笑了笑,还模拟着行了个军礼。随后,他跟那些胖乎乎的妓女嘟嘟囔囔地絮语了一阵。她们中间有一个胸部很大的女人,走到我们这儿来了。“跟我们讲一讲,那件事你们是怎么干的?”
“什么?”
“一定会痛得很厉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