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我们奥德赛[66]的开始,”施瓦茨说,“穿过沙漠,渡过红海的行军。我估摸,所有这一切你都知道的。”
我点了点头。“波尔多。比利牛斯山。你要摸清边界的出入口。撤退到马赛。当蛮族部落逼近的时候,为鼓动懒散的人心而进行斗争。在这期间,官僚政治的疯狂变得更加疯狂。不给居留许可,可是又不给出境许可。他们既不让你待着,又不让你离开。最后,你总算拿到了你的出境许可,可是你的西班牙过境签证正好又期满无效了。你要另搞一张是不可能的,除非你有葡萄牙签证,而这又取决于另外一个什么条件。这就意味着,一切你又得从头开始——你的日子将在领事馆门外的等候中度过,在那天堂与地狱的通廊里!疯狂的恶性循环!”
“起初,我们走进一个平静的地带,”施瓦茨说,“那天晚上,海伦哭了一通。我在一处偏僻的旅馆里找到了一个房间。几个月来这还是第一次,我们像一对真正结了婚的夫妇那样,两个人单独住在我们自己的屋子里——这使她禁不住流泪了。后来,我们默默无言地坐在那个小花园里。天气很凉,可是我们一点也不想去睡觉。我们喝了一瓶酒,望着外面那条通往营里去的路。我心里涌起一种感激之情,那么深沉,那么强烈,简直近乎痛苦。那天夜里,其他一切都被挤掉了,甚至我对海伦健康的担心也被撇在一边。她哭了一场以后,仿佛超然物外,十分恬静,如同雨后的景色,又像宝石浮雕上的某些面容一样可爱。我肯定你是理解的,”施瓦茨说,“在我们这类人的生活中,疾病有着不同的意义。它意味着你必须停止奔走了。”
“我知道。”我辛酸地说。
“第二天晚上,我们看到一辆汽车顺着大路往拘留营驶去,由于灯火管制而熄灭了车灯。海伦变得神魂不安起来。我们整天待在屋子里,难得动弹一下。我们能有自己的一张床和一间房,实在是件了不起的事情,我们简直一分钟也不愿意错失。我们两个人都清楚,我们筋疲力尽到了一个何等的程度,我实在巴不得几个星期一动不动地待在那家旅馆里。可是海伦要离开。她一望见那条通往营里去的路,心里就受不了。她生怕盖世太保仍然在寻找她。
“我们把我们仅有的很少几件东西拾掇好。趁我们还有这个地区的居留许可的时候,马上动身是明智的。万一我们在别的什么地方给逮住了,他们对付我们的最坏一招就是将我们遣送回来。他们不会囚禁我们——或者我们希望能如此。
“我的打算是到波尔多去,可是在路上,我们听说到那边已经来不及了。我们搭乘了一辆四座的雪铁龙汽车,司机劝我们到别的什么地方去躲一躲。他指点我们,离他要去的地方不远,有一座小别墅。他知道里面没有人住,也许我们在那儿可以暂宿一夜。
“我们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那天下午近傍晚时分,司机让我们下了车。在我们前面那灰蒙蒙的光芒里,横着那座小别墅,其实那更像是一所乡间住宅。窗户黑沉沉的,没有什么帘帷。我走上石头的台阶,试了试门。它没有上锁,锁仿佛是被人强行撬开的。我的脚步声在半暗的通廊里回荡。我喊了一下,而唯一的回答便是一个断续的回声。屋子里都是空荡荡的。凡是可以搬走的东西,统统都给搬走了。可是仍然可以看出那种美轮美奂的十八世纪风格的内部装饰,镶着嵌板的墙壁,气派十足、比例协调的窗子,美丽的天花板,还有雅致的楼梯。
“我们慢慢地探测着这座房子。没有谁来回答我们的叫喊。我找寻电灯的开关,一个也没找到,根本没有电。别墅依然是当初修造时的那个样子。小小的餐室涂着金色和白色,我们进去的第一间卧室漆的是金色和浅绿色。一件家具也没有,房屋的主人一定已经把它们统统搬走,好好地保藏起来了。
“在阁楼上,我们了发现一箱面具,几套华丽而俗气的廉价服装,分明是一次舞会留下来的,还有几包蜡烛。更巧的是,我们还发现一张铁床和一块垫褥。在厨房里,我们找到了一点面包、几罐沙丁鱼、一束大蒜和半坛蜂蜜。在地窖里,还有几磅马铃薯、几瓶酒及一堆木柴。一句话,美妙仙境。
“每间屋子里,几乎都有一个壁炉。我们挑了一间卧室安顿下来,用几套服装把窗子遮好。我重新走出门去,发现了花园、一块蔬菜地和几株果树。树上还有几只苹果和梨子。我把它们摘下了,带回屋里。
“等到天色已经黑得再也看不见烟雾的时候,我才在壁炉里生了火,我们便吃起东西来。那气氛有点像闹鬼和施了魔法似的。火光在美丽的嵌板上闪耀,我们的身影在墙壁上端跳动,如同来自极乐世界的精灵。
“屋子里暖和起来了,海伦把衣服脱下,拿去烘干。她找出那套在巴黎买的晚礼服,将它穿上。我开了一瓶酒。我们没有酒杯,大家就对着瓶子喝起来。后来,海伦又换了一套衣服。那是一件面具斗篷和一个从箱子里拿出来的半截子面具,她穿戴着这两样东西,在黑乎乎的楼梯上忽上忽下地走动。她一会儿从上面喊叫,一会儿从下面喊叫,她的嗓音从四面八方发着回响。我看不见她,我只听到她的脚步声。随后蓦然间,她站在我背后的黑暗中,我颈脖上可以感觉到她的呵气。
“‘我还以为我把你丢了。’我说道,把她搂得紧紧的。
“‘你怎么也不会把我丢了的,’她从面具的隙缝里轻轻地说着,‘可你知道为什么不会吗?因为你从来也不曾试着要抓住我,如同一个农民要抓住他的土地那样。最最迷人的人,偏偏是个没有那种品质的闷蛋。’
“‘我知道我并不迷人。’我惊奇地说。
“我们站在楼梯平台上。卧室的门半开着,从开着的门缝里,漏出来一条摇曳闪烁的壁炉里的火光,落在楼梯栏杆的铜饰和海伦的嘴和肩膀上。
“‘你怎么会知道你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她喃喃地自语着。一双眼睛,在那面具背后直瞪瞪的,火辣辣的,看不见一点眼白,像是一条蛇的眼睛。‘可是,但愿你知道所有这些唐璜类型的人多么可怕就好了!好比一件衣服,你只能穿一次。你——你可不一样。你是我的心哪!’
“也许因为我们都化了装,这才激励我们说出了这样的话来。虽然带几分勉强,我也换上了化装外衣,让我的工装裤放到炉边去晾着。那摇曳的火光,那怪异的衣服,还有周围那‘美好时代’[67]的场景,协力同心,一齐把这种不寻常的语言塞在我们的嘴里。熟悉的语言也改变了它们的涵义。‘忠实’与‘不忠实’失去了它们那中产阶级的重要性和不妥协性,变得自相矛盾和可以交替使用了,而且还有那么多不同程度和细微差别。
“‘我们都死了,’海伦悄悄地说着,‘我们两个人。对死人是没有什么法律的。你死了,因为你带着一张死人的护照,而我是死在医院里。你看一看我们穿的衣服。我们好像两只华丽而俗气的蝙蝠,在一个死了的世纪里蹁跹飞舞。那是一个美丽的世纪,有着它的小步舞曲,有着它的优美仪态,有着它洛可可式[68]的天堂——可是种种的庆祝活动总是以断头台来结束,在寒冷的早晨那既晃亮而又无情的断头台。我倒想知道我们的断头台将会在哪里。’
“‘海伦,’我说,‘你不要那样说话。’
“‘哪里都没有,’她轻轻地说着,‘没有什么处决死人的断头台。他们不能杀我们的头,你总不能杀亮光和黑影的头吧?抓住我吧,在这儿,这种被施了魔法的金色的昏暗里,说不定其中有些东西会跟我们一起存在下去,来照亮我们那最后一息的可怜时刻。’
“一阵轻微的哆嗦通过我的全身。‘海伦,’我恳求着,‘不要那样说话。’
“‘一直记着我现在的这个样子,’她低声说着,‘谁知道我们往后会怎么样呢……’
“‘我们到美国去,’我说,‘总有一天,战争会结束的。’
“‘我并不是在抱怨,’她说,脸贴在我的脸上,‘我们有什么可抱怨的呢?要不像现在这样,我们又将怎么样呢?还不是一对单调而平庸的夫妇,在奥斯纳布吕克过着单调而平庸的生活,怀着单调而平庸的感情,逢到夏天,有几个星期的假日……’
“我禁不住笑了起来。‘那是对生活的一种看法。’
“那天夜里,她十分快乐和欢畅。手里擎着一支蜡烛,她穿着那双购买于巴黎、历经了艰难险阻总算被保存下来的金色小拖鞋,奔下楼梯,从地窖里又拿来了一瓶酒。我守候在楼梯平台上,看她从昏暗中走上来,背后跟着重重叠叠的影子,她的脸在烛光中向我昂起。我很高兴,如果这个词也适用于一面镜子的话,这面镜子照出了一张心爱的脸,在无数影子的衬托下显得既纯洁又完美。
“炉火熄灭了。她在一堆服装下面沉沉睡着了。这是一个奇异的夜。后来,我听到飞机的呼吼声,那些洛可可式的镜子开始轻轻地咯咯作响了。
“我们单独在那儿住了四天。随后,我到最近的一个村子里去买了些吃的东西,听说有两条船就要离开波尔多。‘德国人还没有占领那个地方吗?’我问。
“‘占领了,也没占领。这要看你是什么人。’
“我跟海伦讨论了这件事。出乎我的意料,她居然并不没有太大的兴趣。‘船哪,海伦!’我说,兴奋得忘乎所以。‘也许我们可以离开这儿。到非洲。到里斯本。到随便哪一个地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