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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杂记》·四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陈士元撰。自宋熙宁以前，《孟子》仅列於儒家。《史记》以孟子、荀卿合传，寥寥十数语，於所历邹、滕、任、薛、鲁、宋之事，略不一书。至朱子《纲目》，始於适魏之齐大书特书，明圣贤之去就，而编年之体亦不能详述一人之始末。明薛应旂撰《四书人物考》，始采摭他书，以为《补传》。而应旂不长於考证，舛漏颇多。士元嗣辑此书，第一卷叙孟子事迹，后三卷发明孟子之言。

名以“杂记”，实则经解居多。其所援引亦皆谨严有体，不为泛滥之卮言。若赵岐《注》义以尾生抱柱不去证不虞之誉、以陈不瞻失气而死证求全之毁，概为删薙。与所作《论语类考》均为有裨於经义，故今特附於《四书类》焉。

△《学庸正说》·三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明赵南星撰。南星字梦白，号侪鹤，高邑人。万历甲戌进士，官至吏部尚书，以忤魏忠贤削籍谪戍。崇祯初追谥忠毅。事迹具《明史》本传。是编凡《大学》一卷、《中庸》二卷。每节衍为口义，逐句阐发，而又以不尽之意附载於后。虽体例近乎讲章，然词旨醇正，诠释详明。其说《大学》，不从姚江之“知本”，而仍从朱子之“格物”，并《补传》一章亦为训解。其说《中庸》，不以无声无臭虚论性天，而始终归本於慎独，皆确然守先儒之旧。盖南星为一代名臣，端方劲直，其立朝不以人情恩怨为趋避，故其说经亦不以流俗好尚为是非。虽平生不以讲学名，而所见笃实，过於讲学者多矣，未可以其平近而忽之也。

△《论语商》·二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周宗建撰。宗建字季侯，吴江人。万历辛丑进士，官至监察御史，巡按湖广，为魏忠贤所害。崇祯初追赠太仆寺卿，谥忠毅。事迹具《明史》本传。此书乃其授徒湖州之时与诸生所讲论也。宗建刚方正直，屹然独立。而其学则沿姚江之末派，乃颇近於禅。如云：“人心之乐，井情非趣，非思非为，虚中之影，水中之相。”如斯之类，殆似宗门语录。然讲“素绚”章谓后人求深反浅，在当时夫子、子夏不过随境触悟，非子夏欲抹煞礼，亦非夫子不重礼。讲“颜渊问为邦”

云夫子略指大意，非只执定数件。其言皆简要明通，足释训诂之轇轕。且其人与日月争光，则其书亦自足不朽。小小疵瑕，不足累之。此固不与讲学之家争一句一字之出入也。

△《论语学案》·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刘宗周撰。宗周有《周易古文钞》，已著录。宗周讲学，以慎独为宗，故其解“为政以德”及“朝闻道”章首揭此旨。其传虽出姚江，然能救正其失。其解“多闻择善，多见而识”章有云：“世谓闻见之知与德性之知有二，予谓聪明睿知非性乎？睿知之体不能不穷於聪明，而闻见启焉。今必以闻见为外，而欲隳明黜聪求睿知，并其睿知而槁矣。是隳性於空而禅学之谈柄也。”其针砭良知之末流，最为深切。其解“性相近”章谓：“气质还他气质，如何扯著性？性是就气质中指点义理者，非气质即为性也。”虽与朱子之说稍异，然亦颇分明不苟。

盖宗周此书，直抒己见，其论不无纯驳，然要皆抒所实得，非剽窃释氏以说儒书，自矜为无上义谛者也。其解“见危致命”章曰：“人未有错过义理关而能判然於生死之分者。”卒之明社既屋，甘蹈首阳之一饿，可谓大节皭然，不负其言矣。

与其为孙承泽，又何如为刘宗周乎？

△《四书留书》·六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章世纯撰。世纯字大力，临川人。天启辛酉举人，官至柳州府知府。闻流寇陷京师，悲愤而卒。《明史·文苑传》附见《艾南英传》中。所著总名曰《留书》。此其说《四书》者六卷。又别有《内集》一卷，乃所著子书；《散集》一卷，乃所作笔记。《明史·艺文志》总题曰《留书》，入之《儒家类》中。然说《四书》六卷之前，有天启丁卯世纯《自序》，后有世纯自作《四书留书跋》，皆言诠释《四书》之意，不及其他。其书分章抒论，体例类刘敞《春秋意林》。

但敞不标经文，此标某章某章耳。解经家本有此体，入之子书，殊非其类。今割其《内集》、《散集》别著录，而说《四书》者入《经部》，存其实也。世纯与艾南英、罗万藻、陈际泰号“临川四家”，悉以制义名一时，而世纯运思尤锐。

其诂释《四书》，往往於文字之外标举精义，发前人所未发。不规规於训诂，而亦未尝如讲良知者至於滉漾以自恣。扬雄所谓“好深湛之思”者，世纯有焉。

△《日讲四书解义》·二十六卷康熙十六年圣祖仁皇帝御定。自朱子定著《四书》，由元、明以至国朝，悬为程试之令甲，家弦户诵，几以为习见无奇。实则内圣外王之道备於孔子，孔子之心法寓於《六经》，《六经》之精要括於《论语》，而曾子、子思、孟子递衍其绪。故《论语》始於言学，终於尧舜汤武之政、尊美屏恶之训；《大学》始於格物致知，终於治国平天下；《中庸》始於中和、位育，终於笃恭而天下平；《孟子》始於义利之辨，终於尧舜以来之道统。圣贤立言之大旨，灼然可见。盖千古帝王之枢要，不仅经生章句之业也。我圣祖仁皇帝初年访落，即以经筵讲义亲定是编。所推演者，皆作圣之基、为治之本，词近而旨远，语约而道宏。圣德神功所为契洙泗之传而继唐虞之轨者，盖胥肇於此矣。

△《四书近指》·二十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孙奇逢撰。奇逢有《周易大旨》，已著录。是编於四子之书挈其要领，统论大指，间引先儒之说以证异同，然旨意不无偶偏，如云“圣人之训，无非是学”，此论最确。乃两论逐章皆牵合学字，至谓“道千乘之国”章敬信、节爱、时使皆时习事；《大学》“圣经”章所论本末先后，以明德须在民上明，修身须在天下、国家上修；又云“格物无传，是《大学》最精微处。以物不可得而名，无往非物，即无往非格。朱子所谓穷至事物之理，乃通《大学》数章而言”云云：皆不免高明之病。盖奇逢之学，兼采朱、陆，而大本主於穷则励行，出则经世，故其说如此。虽不一一皆合於经义，而读其书者知反身以求实行实用，於学者亦不为无益也。

△《孟子师说》·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黄宗羲撰。宗羲有《易学象数论》，已著录。是篇以其师刘宗周於《论语》有《学案》，於《大学》有《统义》，於《中庸》有《慎独义》，独於《孟子》无成书，乃述其平日所闻，著为是书，以补所未备。其曰“师说”者，仿赵汸述黄泽《春秋》之学题曰《春秋师说》例也。宗周之学，虽标慎独为宗，而大旨渊源，究以姚江为本，故宗羲所述，仍多阐发良知之旨。然於“滕文公为世子”章力辟沈作喆语，辨无善无恶之非；於“居下位”章力辟王畿语，辨性亦空寂随物善恶之说：则亦不尽主姚江矣。其他议论，大都按诸实际，推究事理，不为空疏无用之谈。略其偏驳而取其明切，於学者不为无益，固不必执一格而废众论，因一眚而废全书也。

△《大学翼真》·七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胡渭撰。渭有《禹贡锥指》，已著录。是书卷一分四目：曰《大学二字音义》，曰《先王学校之制》，曰《子弟入学之年》，曰《乡学之教》。卷二分三目：曰《小学之教》，曰《大学之教》，曰《学校选举之法》。卷三分三目：曰《大学经传撰人》，曰《古本大学》，曰《改本大学》。皆引据精核，考证详明，非空疏游谈者可比。卷四以下为渭所考定之本。大旨仍以朱子为主，力辟王学改本之误。以《经》为一章，《传》为八章。其“诚意”章以下与诸本并同，惟以“《康诰》曰”至“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为第一章，统释三纲领；以“《诗》云：邦畿千里”至“此以没世不忘也”为第二章，谓前三节释《经》“知止能得”之序，后两节释“知止”之由与“能得”之序；以“听讼吾犹人也”

一节为第三章，谓释本末之意，而移“此谓知本”二句於前章“止於信”之下，与诸本为异。其说与朱子虽小异，然仅谓“格致”一章不必补《传》耳。其论格物，固仍然朱子之旨也。其卷末一条谓“古之《大学》所以教人者，其文则《诗》、《书》、《礼》、《乐》，其道则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其法则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故《孟子》谓庠序学校皆所以明人伦”云云，所见切实。视泛为性命理气之谈，似五常百行之外别有一物谓之道，别有一事谓之学者，胜之远矣。

△《四书讲义困勉录》·三十七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陆陇其撰。陇其有《古文尚书》，已著录，是书因彦陵张氏《讲义》原本，删剟精要，益以明季诸家之说，而参配以已意。凡《大学》一卷、《中庸》二卷、《论语》二十卷、《孟子》十四卷。创始於顺治戊戌，草稿尚未全定而陇其殁，后其族人公穋始为缮写编次，其门人席永恂等为之刊板。其曰《困勉录》者，则陇其所自署也。明自万历以后，异学争鸣，攻《集注》者固人自为说，即名为阐发《集注》者亦多阳儒阴释，似是而非。陇其笃信朱子，所得於《四书》者尤深。是编薈稡群言，一一别择，凡一切支离影响之谈，刊除略尽。其羽翼朱子之功，较胡炳文诸人有过之无不及矣。

△《松阳讲义》·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陆陇其撰。是书乃其官灵寿知县时与诸生讲论而作，故所说止一百十八章。於《四书》不能遍及，盖随时举示，非节节而为之解也。陇其之学，期於潜修自得，不甚以争辨为事。惟於姚江一派，则异同如分白黑，不肯假借一词。时黄宗羲之学盛於南，孙奇逢之学盛於北，李颙之学盛於西，陇其皆不以为然。故此编於学术醇疵，再三致意。其间融贯旧说，亦多深切著明，剖析精密。盖朱子一生之精力尽於《四书》，陇其一生之精力尽於《章句集注》。故此编虽得诸簿书之馀，而抒所心得以启导后生，剀切详明，有古循吏之遗意。较聚生徒、刻语录、以博讲学之名者，其识趣固殊焉。

△《大学古本说》·一卷、《中庸章段》·一卷、《中庸馀论》·一卷、《读论语劄记》·二卷、《读孟子劄记》·二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光地撰。光地有《周易观彖》，已著录。是编《大学》用古本。后有《自记》，称“读朱子之书五十年，凡如《易》之卜筮、《诗》之雅郑，周子无极之旨、邵子先天之传，皆能灼然不惑，老而逾坚。独於此书亦牵勉应和焉，而非所谓心通默契者。间考郑氏旧本，寻逐经意，窃疑旧贯之仍，文从理得。况知本、诚身二义，尤为《大学》枢要所存，似不应溷於众目中，致陆、王之徒得攘袂扼臂，自托於据经诘传”云云，盖意所未合，不欲附和以自欺，非故与朱子为难也。其《中庸》不用朱子本，亦不用郑注古本，自分为一十二章。然特联属其文，使节次分明，大旨则固无异。《馀论》一卷，阐发精义尤多。《论语》、《孟子》则随有所见即劄记之，但举经文首句，标曰某章，其无所诠解者则并其章目不存焉。大旨皆主於寻求义理，宛转发明，不似近代讲章，惟以描摹语气为时文敷衍地也。

△《论语稽求篇》·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奇龄有《仲氏易》，已著录。朱子《四书章句集注》，研究文义，期於惬理而止，原不以考证为长。奇龄学博而好辨，遂旁采古义以相诘难。

此其攻驳《论语集注》者也。其中有强生支节者。如古人有所师法皆谓之学，即至鱄诸学炙、秦青学讴，亦无异训。朱子注学为效，原无疵病。奇龄必谓学者业道之名，泛训作效，与工师授受何别？不知学道与学艺，所学之事异，而学字不能别释，亦犹喻义喻利，所喻之事异，而喻字不能两解。以此发难，未见其然。

有半是半非者。如“非其鬼而祭之”，《注》引季氏旅泰山，固为非类。奇龄谓鬼是人鬼，专指祖考，故曰“其鬼”，引《周礼·大宗伯》文为证，谓泰山之神不可称泰山之鬼，其说亦辨。然鬼实通指淫祀，不专言人鬼。果如奇龄之说，宋襄公用鄫子於次雎之社，《传》称“淫昏之鬼”者，其鬼谁之祖考耶？有全然无理者。如“无所取材”，郑康成注“材”为“桴材”，殊非事理。即牛刀之戏，何至於斯？朱子训“材”为“裁”，盖本诸韦昭《国语注》，未为无据。奇龄必申康成假设之说以攻《集注》，不几於侮圣言乎？然其中如谓甯俞不仕文公及禄去公室三世、政逮大夫四世之类，考据特详；解“为政以德”之类，持论亦正：较陈天祥《四书辨疑》徒推寻於文句之间以难朱子者，固自胜之。汉代学官，《齐论》、《鲁论》、《古论》三家并立。兼采异说以备参考，是亦古人诸家并存之义也。

△《四书賸言》·四卷、《补》·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杂论《四书》之语。前二卷为其门人盛唐、王锡所编，后二卷为其子宗远所编，《补》二卷则其门人章大来所编也。其书本语录之流，随时杂记，不以经文次序为先后，亦不以《四书》分编，惟每卷目录各称《论语》若干条、《大学》若干条、《中庸》若干条、《孟子》若干条耳。奇龄说经，善考证而喜辨论，故诠释义理，往往反覆推衍，以典籍助其驳诘，支离曼衍，不顾其安。至於考核事实，徵引训诂，则偏僻者固多，而精核者亦复不少。如以姚方兴所补《舜典》二十八字为伪，其论本确。而考以所著《古文尚书冤词》，则力以此二十八字为真，引证诸史，亦言之凿凿。岂非辩之所至，辄负气求胜，遂不暇顾其矛盾耶？至於以“畏匡”为郑地，以公山弗扰之畔不在定公十二年诸条，则证据确然，实有出於《集注》之外者。弃短取长，未尝不可与阎若璩《四书释地》并传也。《补》二卷中多载其门人子侄之说，疑唐、锡等亦有所删润，非尽奇龄之旧观。大来《序》称“补缀所闻，各有记忆，且亦陆续成此书，不能一辙”，则杂出於众手明矣。

△《大学证文》·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是书备述诸家《大学》改本之异同。首列注疏本，《大学》之真古本也。次列汉熹平石经本，有录无书，以原本不传，且考验旧文，知即今注疏之本，故不复列。次为魏正始石经本，即丰坊所依托者，仍列於前，从其所伪之时代也。次为明道程子改本，次为伊川程子改本，次为朱子改本，皆录全文。

次为王柏改本，次为季本改本，次为高攀龙改本，即崔铣改本，次为葛寅亮改本，皆仅列其异同之处，而不录全文。汉以来专门之学，各承师说，但有字句训诂之异，无人敢窜乱古经。郑玄称好改字，特注某当作某耳，不敢遽变其字也。费直始移《周易》，杜预始移《左传》，但析传附经耳，亦未敢颠倒经文也。自刘敞考定《武成》，列之《七经小传》，儒者视为故事，遂寝以成风。《大学》一篇，移掇尤甚。譬如增减古方，以治今病，不可谓无裨於医疗，而亦不可谓即扁鹊、仓公之旧剂也。奇龄备列诸本，使沿革秩然，亦足以资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