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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胡人掌兵有利于边境作战。

当时北方的突厥，西方的吐蕃，东北的契丹、奚等族，仍时常犯边，给大唐边境带来许多灾难，并且对中原地区也造成极大的威胁。玄宗时期，大唐国力方胜，当然要保卫国家尊严，所以边境内战事连年不断。

想安境开边，就需要优秀的将军。

这时候汉人将军和胡人将军就显出的明显的区别。汉将由于传统教育的原因，往往持着“以民为重”、“安全压倒一切”的思想，只想保住边境平安，缺少主动打击敌人的信心和想法。再加上朝廷内部的文官更大多是认为“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对边境战事很不支持。

杜甫曾也曾写诗　“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借汉武帝暗指玄宗穷兵黩武。

王忠嗣曾领河西、陇右、朔方、河东四镇节度使，即使他在与异族之战中，屡战屡胜，但很少“宜将剩勇追穷寇”，而是说：“国家升平之时，为将者在抚其众而已。吾不欲疲中国之力以徼功名耳。”王忠嗣虽然领兵出色，几乎百战百胜，但他只是安境，并不开边。所以后来并不为玄宗所喜。

而胡人则不同，他们受汉文化影响较小，没有圣人教育的“止戈为民”的思想，他们更崇尚暴力。在边境作战中，哥舒翰、高仙芝、安思顺、安禄山等人脱颖而出，逐渐得到玄宗的种种优宠和恩遇。

其三，安禄山和皇子关系疏远。

这也是很重要的一条，历代皇帝都害怕外将与皇子勾结，以免皇子权力过重把皇帝架空。玄宗本身就是典型，他还不是太子时就大力培养自己的势力。睿宗被架空，迫不得己把皇位让给李隆基，大皇子李成器更是怕当第二个李建成，哭着求着把太子之位让给自己的三弟。

玄宗决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在自己身上（虽然这件事最后还真的发生了）。

玄宗曾让安禄山去见太子，安禄山见后不拜。左右的人催促他礼拜，安禄山却站着说：“我是胡人，不懂得朝廷中的礼仪，不知道太子是什么官？”

这绝对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了，身为一方大员，还能真得不知道太子是干什么的？

玄宗听了却很高兴，亲自解释说：“太子就是将来的皇上，朕去世之后，代朕作君王统治你的就是他。”安禄山说：“我愚蠢浅陋，过去只知有陛下一人，不知还有太子。”

安禄山的做法无疑得罪了太子，但也得到了玄宗的信任。至少玄宗不用再怀疑这个粗鄙的武人和皇子有所勾结，可以大胆使用。

其四，安禄山和主要将相之间有矛盾。

虽然皇帝希望列位臣工同心协力、团结友爱，但傻子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大臣们由于性格、理念不同，再加上都有些不可告人的小心思，肯定会分成几个派别。皇帝就是要充分利用各派别的对立，让他们互相牵制，平衡各种力量，稳定自己的统治。

天宝二年，吏部侍郎宋遥和苗晋卿负责选举取士，二人想依附御史中丞张倚，从万名选人中录取64人，把张倚之子列为第一。安禄山向玄宗揭发此事，玄宗亲自复试。这位纨绔子弟拿着试卷，一天也没写出一字来，被时人讽刺为“曳白”。

这次选举舞弊案，李林甫作为吏部尚书，也负有一定的领导责任。当时安禄山刚被任命为平卢节度使，还不知道李林甫的厉害，所以才坚决进行揭发。李林甫认为自己并没有受到任何处份，还为自己排除了两名不忠心的手下，所以并没有再找安禄山的麻烦。不过他还是寻找机会敲打敲打了安禄山几次，安禄山发觉自己所擅长的那些招数，人家李林甫全会并且比他都精通。后来安禄山对李林甫可谓敬畏有加，每次见李林甫，都紧张得浑身冒汗。

安禄山一定后悔曾跟李林甫作对过，不过他的这一次揭发，倒是迎合了玄宗的心思。

至于安禄山和杨国忠的关系，那可是死对头。

在安禄山眼中，李林甫做宰相我服，可你杨国忠比李相差远了，你不过是借着妹妹的裙带关系死皮赖脸爬上来的，俺安禄山打心眼里看不起你。

杨国忠本身就是睚眦必报的小人，现在身为宰相，总是被下属看不起，也是十分恼怒，就总在玄宗面前打安禄山的小报告。安禄山知道后，对玄宗说：“杨国忠嫉妒，欲谋害臣，臣死无日矣。”

除了两相外，安禄山还和大将军哥舒翰之间积怨甚深。本来两人不对眼也就是了，但还不到结怨的地步。可是一场宴会，让两人差点当众打起来。

安禄山对哥舒翰说：“我父亲是胡人，母亲是突厥人，你父亲是突厥人，母亲是胡人，我们都差不多，为什么不相亲近呢？”

哥舒翰虽然是个大老粗，但也读过几本书，就想在安禄山面前显摆显摆，掉了句书文道：“古人云：野狐向窟嗥，不祥，以其忘本也。敢不尽心焉？”意思是说，我不敢忘本，一定与你尽心相交。

不过一来这句“古人云”引用的不是特别恰当，二来安禄山是个十足的文盲，这句古人云也就产生了天下的误会。

安禄山认为哥舒翰说的“野狐”是讥讽他是“野胡”，勃然大怒，对哥舒翰破口大骂。由此两人原本不咋地的关系变成彻底决裂。

第十九章　　为什么重用安禄山（2）

其五，安禄山是长养在东北的混血胡人，精通六种民族语言（虽然是文盲，但很有言语天赋），曾当过专业的交易中间介绍人（互市郎）。便于在东北复杂的民族聚居地区发挥作用。他的这一特殊条件，在玄宗考虑人选时具有优势。

其六，安禄山的战绩

根据史书记载，安禄山和奚、契丹打过两次大仗，但都失败了。第一次是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奚、契丹初叛，他奉命讨叛，恃勇轻进，损失惨重。差点被张守珪杀了头，最后玄宗认为他也有勇斗诛杀之功，而寇戎未灭，欲收其后效，所以只是暂时罢了他的官。第二次是天宝十载（公元751年），他发兵六万讨契丹，被杀伤略尽，自己也差点丧命。次年再发兵20万打契丹，因内部矛盾，不进而班师。

从他这两次打仗中，可见他的军事才能并不卓越。

不过根据史书的规律，坏人对外作战都是比较笨蛋的，只有在内乱时也比较厉害。安禄山也如此，想安史之乱时，面对大唐军，其势如破竹，怎么也不像军事笨蛋。

我们来抠抠史书的犄角旮旯，可以发现安禄山并非总是战而无功。

张九龄《贺奚、契丹并自离贰廓清有期状》中曾说“安禄山复有杀获”。张九龄平时就看安禄山不顺眼，还因为安禄山一次败仗执意要杀他。从张九龄口中说的安禄山的战功，肯定不会假，甚至是被缩小过的。

再从安禄山的部将经历推一下。如：李忠臣“事幽州节度……安禄山”，“频委征讨，积劳至折冲郎将、将军同正、平卢军先锋使”（《旧唐书　李忠臣传》）；田承嗣任“安禄山前锋兵马使，累俘斩奚、契丹功，补左清道府率，迁武卫将军”。（《旧唐书　田承嗣传》）

安禄山还善于执行怀柔政策，唐人姚汝能所著的《安禄山事迹》中指出：安禄山对诸蕃“潜行恩惠”，“蕃人归降者以恩煦之，不伏者以劲兵讨之，生得者皆释而待，锡以衣资，赏之妻妾。”这说明他作为节度使，代表唐朝廷在东北成功安辑、抚慰异族人民，也保证了边境的安全。

安禄山还有一种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