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切发生在七十年代,虽然在那座小镇和其他类似的小镇上,七十年代并不像我们今天所想象的那样,甚至不像我当时在温哥华所了解的那样。男孩子的头发比以前长,但并没有披散在背后,空气中似乎也没有不同寻常的解放和反抗的气息。
一开始姨父为饭前祷告的事取笑我。取笑我不做饭前祷告。那时我十三岁,在父母去非洲的那一年里住在他和姨妈家。我从不曾在一盘食物面前低下头。
“感谢主,赐我食,求祝福,赐我力。”贾斯珀姨父说。与此同时我把叉子举在半空中,停止咀嚼已经吃进嘴里的肉和土豆。
“奉耶稣基督之名。阿门。”之后他说:“惊讶吗?”他想知道是否我父母说的是不同的祷词,也许他们在饭后祷告。
“他们什么也不说。”我告诉他。
“真的吗?”他说,用假装出来的诧异语气,“你不是想告诉我这个吧?不做饭前祷告的人到非洲去帮助野蛮人——想想吧!”
在加纳,也就是我父母教书的地方,他们似乎没有遇到过野蛮人。基督教在他们周围繁荣兴盛得令人难以招架,甚至公共汽车背后都有基督教的标志。
“我父母是一位论派教徒。”我说,不知为什么我把自己排除在外。
贾斯珀姨父摇摇头,让我解释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他们不相信摩西的上帝吗?也不相信亚伯拉罕的上帝?他们一定是犹太人。不对?他们不是伊斯兰教徒吧,是不是?
“大概的意思是每个人都有自己对上帝的信念。”我说,语气也许比他预料的更加坚定。我有两个上大学的哥哥,看起来并不会成为一位论派教徒,因此我已经习惯了餐桌上关于宗教以及无神论的激烈讨论。
“但是他们相信做高尚的工作,过高尚的生活。”我补充说。
这是一个错误。不仅姨父的脸上出现了怀疑的表情,他扬起眉毛,惊奇地点头,甚至在我自己听来刚刚从我嘴里说出的话都那么陌生、浮夸、缺乏说服力。
我不赞成父母去非洲。我反对被丢弃——这是我用的词——被丢给姨妈和姨父。也许我甚至对他们——我坚忍的父母——说过,他们的高尚工作就是一堆废物。在我们家里,人人都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但我不认为父母本人说过“高尚的工作”或“做善事”之类的话。
姨父感到满意,至少暂时是。他说我们不得不停止这个话题,因为他必须在一点钟之前回到诊所,从事他自己的高尚工作。
很可能就是在那个时候姨妈拿起了叉子,开始吃饭。她原本会一直等到争论结束。这也许是出于习惯,而不是对我的鲁莽感到惊恐。她习惯于忍住不开口,直到她确定姨父说完了所有他想说的话。即使我直接对她说话,她也会等,同时看向他,看他是否想回答。她一旦说话,那话语总是那么令人愉快,而当她知道自己可以微笑的时候,她就立刻微笑,因此很难认为她感到压抑。也很难认为她是我妈妈的姐姐,因为她看上去比妈妈年轻得多,青春得多,整洁得多,而且经常露出灿烂的微笑。
妈妈有时会直接提高嗓门,盖过爸爸的声音,如果她有特别想说的事情的话,而这种情况经常发生。我的两个哥哥,甚至那个说为了能够给女人点厉害而要考虑改变信仰的哥哥,都总是把她当作平等的权威听她说话。
“道恩将自己的生活奉献给了丈夫。”妈妈说,语气尽量显得客观中立。或者,用更干巴巴的语气说:“她的生活就是围着那个男人转。”
这是当时人们常说的话,并不总是意味着轻蔑。但我以前从未见过像道恩姨妈这样对此完全身体力行的女人。
当然,如果他们有孩子,妈妈说,情形就完全不同了。
想象一下吧。孩子。那小东西会碍贾斯珀姨父的事,哭哭啼啼地要走妈妈的一份关心。生病,生气,把家里弄得一团糟,还想要他不喜欢的食物。
那不可能。房子是他的,菜单要由他来定,广播和电视节目要由他来选。即使他在隔壁坐诊,或者在出诊,一切也必须时刻准备着得到他的许可。
我慢慢意识到,这样的生活规则可能令人非常惬意。闪亮的银勺和银叉,光滑的深色地板,舒适的亚麻床单——所有这些家务的神圣性都由姨妈主导,由女佣伯妮斯实施。伯妮斯亲手做每一道菜,熨擦碗布。镇上所有其他医生都把日用织品送到中国人开的洗衣店去洗,而伯妮斯和姨妈却把我们的织品晾在外面的晾衣绳上。所有的床单和绷带都被太阳晒得泛白,由风吹得干爽,远胜别家,并散发出香甜的味道。姨父认为那些中国佬上浆太多。
“中国人。”姨妈用轻柔的逗趣的声音说,好像她要同时向姨父和洗衣工人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