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我们还会再见面的,掰!”
他朝我眨了眨眼,异常愉快的心情溢于言表。
望着那人与他的伴奏相偕离去的身影,仍在震惊余绪中的我们,反倒都沉下了脸,谁都没再作声,一径沉默缓步地朝门口移动。出了演艺大厅,一直走在最后面的姚突然上前来伸手攀住我的肩头。
我停了下脚步,转头看见姚直盯住我的脸,眼神中既是担忧也是挣扎。我突然觉得他变得好陌生。多少年我都无法,也不敢忘记的是,接下来他以罕有的激动口吻对我所说的话——
“你看看他那个样子!嚣张什么?!……小锺,勇敢一点!自信一点!我相信你。有听到吗?我相信你。你没有理由不相信你自己。以后你也会出唱片,你会比那家伙成功的,我有预感。我们未来的路已经够难走了,不要再自寻烦恼了好不好?做你相信的事就对了!”
我们未来的路。
那是第一次,从姚口中听到这样的说法。
同仇敌忾更胜过画押表白,有他这句“我们未来的路”就够了,我们终于不必在哑谜中继续闪躲。
只有事过境迁后才明白,虽然那年夏天的我们都在虚幻的感情中自苦,其实仍有爱情柔软的羽翼在眷护着。短暂的曲折,小小的忌妒与孤独,不贪想更多,以为情爱就是带着咖啡的微苦,加速着心跳,让自己在夜里清醒地做着无聊的梦。
那是此生再也不会有的奢侈。
或许,那也正是之后大家渐行渐远的原因。
拒绝了任何字符将我们命名,我们永远也成不了彼此生命中真正的,同志。在未来都只能各自上路,生存之道存乎一念之间,谁也念不了谁的经。
就让同学的归同学,同志的归同志。
至少我们三个,不是个个都在逐爱寻欢的过程中伤痕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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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早已拆除的中泰宾馆四楼的kiss迪斯可,是最早夜生活的。
当年,几乎每晚总看得到不同家唱片公司与不同等级的偶像明星在那儿出现。也许是在太阳城作秀完来此吃消夜的黄莺莺胡瓜高凌风,惊鸿一瞥便进入室。也许是刚刚出片的裘海正伊能静方文琳,在他们老板刘文正的带领下引来一片踮脚围观:在哪里在哪里?
退伍前便与一家当时顶尖的唱片公司签了五年的约,经常有师兄师姐因销售长红而请大家到kiss庆功,我开始跟着公司的人出去见世面。在那里又碰到已经发了两张专辑的陈威。他被打对台的唱片公司签下后包装成了青春动感派。日后再没有人知道他其实是有歌唱实力的,留给人的印象就只是一个衣着色彩鲜艳新潮,却始终不曾大红的夭折偶像。
据陈威自己的说法,公司希望他能成为台湾的泽田研二,一个打扮中性化的日本摇滚歌手。而走的还是校园民歌或西洋乡村路线的我,对于一股东洋模仿风已吹进了岛上仍后知后觉。之后的数年间,台湾的中森明菜出现了。台湾的涩柿子少年队登场了。台湾的……台湾的……这句话在接下来的二十年中将不断不断地在各行各业中重复。
起初对这样的自我吹捧(或者是自贬身价?)也曾充满了怀疑与排斥,直到看到了第一次当选“立委”进入“国会”的姚瑞峰,被媒体立刻封为“立法院的劳勃瑞福1”,豁然顿悟。如果不想被人识破本色,那就需要把自己替换成另一个符号,用盗版替换正版,那么自然不必再担心自己到底是谁这样无聊的问题。一旦世人接受了这种说法没有异议,也就没有欺骗与否的问题,一切都是集体共业。于是第一张唱片上市时安然地接受了公司的安排,成为了“台湾的巴布狄伦2”。没有了羞耻心,弃守关卡都变得轻而易举。
鸡犬升天的美好黄金年代啊。
民歌没落,餐厅秀随之而起,陈威同时也开始接秀跑场,虽然只能算暖场的小牌,很意外陈威却可以如此乐在其中。常见他带着几个小舞群,下了秀连服装都不换就跑来跳舞,总是热情地呼朋引伴,并且用非常善解人意的语气向我暗示:晚点再走,待会儿还有其他“朋友”会过来,介绍你们认识。
多年以后才搞清楚为什么陈威可以坐上我们那伙人中的教母位子,为什么他总可以脸不红心不跳,看到场子里有帅哥就去邀人家过来同桌。从kiss到whiskya-go-go,从funky到texound,有陈威在的地方就有帅哥。因为陈威一直是有伴的。因为他别无所图,除了大家出来玩得尽兴。那个比赛时帮他伴奏和声的男生,没想到他们真的在一起一辈子。小锺,别看我们这一行里姐妹很多,玩归玩,但是工作更要紧。对外就是要打死也不认懂吗?让他们去猜去,除非抓奸在床懂吗?
做教母的人就是要有这种母仪天下的风范,只看不动手。在外逢场作戏是一回事,自己小两口过平常日子是另一回事。私下被他念了不知多少回,小锺别老去沾那种大家都想上的,我却偏偏听不进去,总是被同一型的男生吸引。那种男生看起来心不在焉,却在舞池里散放出冷冷的光芒。从远距鸟瞰,更容易看出,一个无名小卒,在舞池中正享受着被人暗暗垂涎的虚荣,只因连他自己都知道他是好看的,那种不分男女都会觉得好看的一种,让人忌妒得心痛的一种。还没有身份标签的年代,那样的男子究竟是不是同类永远无法得知。他们跟后来同志夜店中的帅哥最大的不同,便在于他们的底细不明,或许连他们自己都还没有决定要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