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小巧玲珑的安身之所
日本人在建造房子的时候,首先在脑子里要想清楚一张榻榻米是多大的概念,然后才能设计房子的空间。据说过去在京都,房屋税也是按照屋子里榻榻米的张数来算的。为了逃避纳税,只有将每张榻榻米的尺寸加大,房间榻榻米的张数一少,纳税额就会相应地减少。
四、要储蓄还是要消费
相比美国,日本是个没有规则制约的国家。日本的金融界里,允许利用暴力集团收回贷款,也允许收取高昂的利息,内幕交易更是猖狂进行。账簿被人随意篡改,无辜的老人被银行、保险公司欺骗,对官员行贿,证券界则对官员、政治家开设特别的处理账户,可见日本的法律意识极其缺乏。
五、“蟾蜍”图腾,一个经济的“神谕”
蟾蜍和日本神话中的狸、狐狸一样,都被日本人视为神奇的动物,他们都会使用妖术,而蟾蜍则是使用和金钱有关的妖术。有人说蟾蜍还能变身成为妖姬,而且它还精通中国和印度的古代魔法。
六、传媒也成了一种权力
政治家在政治决策和选举中,都是要进行宣传的。电视就是他们的一种宣传工具,同时也是舆论制造者,而且电视的影响力是十分巨大大。特别是久米宏主持的新闻节目更是如此,在他的带动下,一定数量的电视观众都能够跟随久米宏的情绪而改变,他在选民中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七、正宗的日本风格就是一切都不正宗
从前的人,谈论起正宗的日本风格,可以举出清贫、古朴、安静、祥和等一系列美好的词汇。今天的人,面对着五光十色的日本,却很难用语言描绘它的形态,难怪有人说,正宗的日本风格就是一切都不正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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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古代的日本人认为,自己是神的子民,与众不同;现代的日本人虽然在理性上,很少再抱有“神之子”的观念,却依然坚信自己是与众不同的。而在外国人看来,日本人的确与众不同,难以理解,他们爱美又黩武,尚礼又好斗,在日本人身上,经常能找到两相矛盾的东西。
每当听到外国人谈论起自己的矛盾性,日本人都不以为然,外人眼里的很多矛盾,在他们身上都被和谐地统一到一起。但这并不意味着日本人从来没有经历过矛盾,事实上,日本人在很多时候都身处在矛盾中,他们不断地学习别国的东西,不断地调和自己和外来文化的矛盾。
在近代,西方的思想浪潮涌入日本,西方的民主思想和日本的传统文化相互冲突。在这种情况下,神皇一统、万世一系的神国观在统治阶级的强化下,牢牢植根于日本人意识中,形成“皇国史观”。“和魂洋才”的提出,让日本人找到了传统文化和西洋文化的平衡点。
二战后,在美军的主导下,日本开始了民主化进程。裕仁天皇很快就向日本百姓公开承认,自己是人不是神,这让日本人大受震撼。之后,日本虽然在法理上切断了神道教和国家的联系,却始终没有消灭掉在日本人内心驻扎了千百年之久的神道信仰和神国思想。日本是现代化的民主国家,但日本人既不喜欢特立独行的人,又依旧重视人的身份等级,而追求平等、崇尚个性自由却刚好是现代人最明显的特征。
日本,是传统和现代并行的国家。无论怎样吸收外来文化,日本人都没有改变对神道教的信仰。
神道教有着产生自人类幼儿时代宗教的一般特征—它借助神话的形式叙述本民族的历史。随着科学的发展和人类理性的高度发达,越来越多的人放弃了对“现世人的崇拜”,转而崇拜起那些“超越者”。虽然今天的日本人不会明言天皇是“现人神”,但他们依然不能完全抛却“天皇是神”的意识。日本宪法将天皇看作日本全体国民的象征,多少有些将天皇超人化的意味。2000年,日本首相森喜朗就格外自豪地宣称:“日本是一个以天皇为中心的神国。”
在人类文明早期,人们喜欢把集团首领当成神仙,顶礼膜拜,对首领的话言听计从。今天的日本人把服从领导当成美德,即使领导的决断是错误的,他们也会老老实实地服从。但是,有时日本人又表现出鲜明的“不服从性”,无论周边国家如何指责,日本首相还是一再拜跪靖国神社。面对外国人的种种质疑,日本政客毫不退缩,针锋相对地表示“不容许别的国家指责日本的独特传统”。
天皇制是日本人国家观念的核心,二战后,慑于美国大兵的威力,天皇制被硬生生地从日本人头脑里拔除。日本很快拥有了西方式的政治制度,这种制度又很快开始向日本国民灌输现代意识。遗憾的是,日本人对现代国家的理解,终究是建立在对“天皇”的理解之上的。在日本官僚体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依旧是人脉。日本人穿起了民主主义的外衣,但骨子里,却还是那个被君主制意志左右的传统日本人。
外国文化的精魂会和日本传统文化的灵魂发生冲突,但外国文化的形,却不一定会。日本人调和自己与外来文化惯用的方法,就是保留外来文化的形,将其精魂抽空或日本化,以此来消除、掩盖二者的差异。
日本人是功利的,在他们的灵魂中,不存在普遍主义的东西,在日本人看来,是非善恶,都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它们会随情况的不同相互转化。比如,面对二战,一些日本人至今一口咬定,战争只有失败和胜利之分,而无正义邪恶之别。
外国人之所以会认为尚礼和好斗是矛盾、爱美和黩武是矛盾、喜新和好旧是矛盾、服从和反叛是矛盾……是因为在他们的意识里存在着永恒不变的普遍法则,他们用这种法则衡量他们面对的事物,当然会区分开“矛”和“盾”。
而对日本人来说,是非善恶既然没有绝对的标准,所谓的“矛”和“盾”也并非绝对对立。只要矛盾双方有统一之处,日本人就有办法将它们整合起来。
日本人尚礼,可以彬彬有礼地对待朋友,受朋友之恩定涌泉相报,但在自己没有得到应有的礼遇时,也会恼羞成怒,拔刀相向,显示出好斗的一面。
日本人爱美,时时刻刻要求自己精益求精。日本人纤细敏感,能够准确把握住美的事物,在美中沉醉。然而,力量、血腥、暴力,在他们眼中也是一种美,没有普遍主义的束缚,他们不会因为道德的因素而拒绝表现邪恶之美,当然,他们也不会介意邪恶之美进入到自己身体之中。
一个民族的文化是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演变而成的。任何一种顽强生存下来的文化传统,都必然存在着合理性。而在探究一个民族文化的过程中,又必须探究这个民族中人的人性。日本人是矛盾的,他们身上既有让人赞叹的优秀品质,又有让人鄙夷的劣根性,日本人又是复杂的,神秘的,摸透他们的性格虽说不是不可能,却也绝非一件容易事。
第一章 文化碰撞下的大和民族(1)
一、“人种”化了的“日本人式”
日本文化静静地向人敞开着,在交往日趋频繁的当代世界,日本人不会拒绝外国人对他们进行研究;同时又自信外国人摸不透他们,每每看到对日本文化大惑不解的外国人,他们一面认为这是自然而然的事,一面为他人眼底神秘莫测的自己颇感得意。他们认为日本的文化中,存在着只有日本人才能心领神会,才能解释得通的地方,其他国家的人没有办法真正理解。
日本人的文化观和人种观密切相关,“人种文化”在日本已经成为一门专门学科发展起来,有完备的学术体系。
在过去的岁月里,人种的概念已经被学者们提起了无数次,众说纷纭。其实,人种在英语中最早出现在18世纪末,离现在并不算遥远,学者们用它来表示人的不同差异,在欧洲和北美的学术文献中,人种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词。19世纪中期,以英国为中心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基本形成,西方人开始了对世界的殖民入侵,其征服的脚步从非洲一路行至亚洲。
人种的概念在此时发生了变化,西方的学者们普遍认为,人类可以被分成若干人种,他们的发展能力由各自生物学上的特征决定,有高有低。被西方人侵略的,多是黄种人和黑种人,在这种理论的影响下,他们被想当然地看成劣等人种,他们的落后也被当成必然的、绝对的。结合达尔文“物竞天择,弱肉强食”的进化论,白种人奴役黑种人、黄种人似乎是理所当然的结果,根本谈不上非正义、反人道。
这种学说在20世纪初期受到了强烈质疑,对人种概念的大幅度批判也由此展开,与此同时,纳粹分子抛出了露骨的人种理论。在和纳粹人种论的较量和对抗中,人种主义的概念正式出炉。
自然人类学学者在区分人类上,进行了不少工作,他们试图用人的身体特征将人划分成不同的种类,但这项工作远比想象中的复杂很多,分类的标准很难把握,因为人种间并不存在清晰明朗的界限。研究哪种人种最纯粹、最优越,就像研制永动机一样,是毫无意义的工作。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