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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章（第1页）

民主制的恢复（前410?前409年）

库济库斯战役结束时，伯罗奔尼撒人在几个月内损失了135?155艘船只。雅典控制着各处海域，以及连接黑海周边重要产粮区的通道。波斯的金钱和狄凯里亚的要塞似乎都不能给斯巴达人带来胜利，他们也没有其他战略可用。而且，雅典人抓获了大批俘虏，迫使敌人就像在前425年那样急于求和，以便救回这些俘虏。

斯巴达的和平建议

于是，斯巴达人违背了他们与波斯的条约，向雅典求和。他们的主要谈判者恩狄乌斯（他曾是亚西比德的密友）提出了斯巴达的建议：“雅典人，我们希望与你们议和，双方各自保留现在实际控制的城市，但放弃在对方领土上驻防的据点，并交换俘虏，一名雅典人交换一名拉科尼亚人。”（Diodorus13。52。3）

停止战事、用皮洛斯交换狄凯里亚和交换俘虏，这些对雅典人而言肯定是值得欢迎的条件，但维持帝国现状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斯巴达人仍然控制着爱琴海上的罗德岛、米利都、以弗所、希俄斯岛、萨索斯岛、优卑亚岛、色雷斯的一些地方和赫勒斯滂海峡的阿卑多斯，以及博斯普鲁斯海峡两岸的拜占庭和迦克墩。一般的观点认为，“最理智的雅典人”主张接受这些条件，但公民大会“受到一群好战分子的蛊惑，这些人大发国难财”（Diodorus13。53），因此拒绝接受。

根据这种观点，雅典人拒绝和平的原因是他们愚蠢地让鲁莽的民主领袖操控自己，其中最主要的是克里奥丰，“当时最大的煽动家”（Diodorus13。53。2）。克里奥丰是讽刺诗人最喜欢攻击的目标，也是受到严肃作家鄙夷和憎恨的人。喜剧家说他是制作里拉琴的工匠（就像他们污蔑克里昂是鞣革工、吕西克利斯是牛贩子、攸克拉底斯是亚麻贩子、希帕波鲁斯是制作灯的工匠一样），一名低贱的手工匠人，没有任何家世背景。据说他的母亲是蛮族，他自己则是一个贪婪的外邦人。严肃作家描述他为醉鬼、杀人犯和在公共场合疯疯癫癫的狂人。尽管他的行为举止可能确实比较激烈和不文雅，但这样的描述既不公正，也不准确。克里奥丰是雅典人，他的父亲曾在前428前427年担任将军。他自己也可能担任过将军，而且还是一名财政官员。他死后，一位演说家公正地评价道，克里奥丰“多年来处理国家的各种事务”（Lysias19。48）。他一定拥有一座作坊或工厂，所以他是一个富人，他的父亲也很富裕。

斯巴达的和平建议是在“五千人”掌权时提出的，而克里奥丰参与了辩论，所以他至少属于重步兵阶层，不过地位可能还要更高。有人指责他反对议和的动机是私利，但我们不知道有任何指控他侵吞公款或贪腐的控诉。在当时，政治家遭到这样的指控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不过有证据表明，他死时已经很潦倒。

克里奥丰的确对雅典的战争前景抱有比较乐观的看法，并主张坚持战斗，直到完全胜利。他一定很有说服力。很多雅典人受到库济库斯战役辉煌胜利的鼓舞，热情洋溢地将功劳归给亚西比德，相信在他的领导下“一定能很快恢复他们的海外帝国”（Diodorus13。53。4）。但除了陶醉于胜利并对未来非常乐观之外，雅典人也有更理智的理由去拒绝斯巴达的和平建议：如果这次和平再次破裂，就像前421年那样，雅典人的处境会比上一次更加危险。

目前，雅典人在库济库斯成功歼灭了斯巴达舰队，保障了海峡畅通，使商船能够从黑海向雅典城输送至关重要的粮食。

但是，法那巴佐斯完全可能给伯罗奔尼撒人建造一支新舰队，甚至比之前更强大。他们控制着拜占庭和迦克墩，扼住了雅典人的运粮通道，可以用饥饿来威胁雅典人。雅典人仍然缺少资金，海外领地的很多财源都控制在斯巴达手中，所以敌人可以用更高的价钱从雅典帝国各地征募经验丰富的桨手。雅典将不得不再次派遣一支舰队去赫勒斯滂海峡击败敌人，但雅典很难筹措到足够的资金来维持这样一支舰队并为其配备人员。何况他们未必能再次打赢，而一旦失败，就可能输掉整个战争。

然而，若是迅速采取行动，就能夺取敌人在去往黑海沿途的基地，并保障海峡的安全。雅典人也会有很大的把握去收复爱琴海的失地，并利用库济库斯大捷鼓舞朋友，震慑敌人。在收复了之前丧失的附庸国并再次控制大海之后，雅典人的财政就能恢复到之前的水平，进而有财力提高舰队的战斗力，并促使有经验的桨手不选择投敌。

雅典人也有理由去希望，斯巴达与波斯的盟约维持不了多久。首先，提萨弗涅斯激怒了斯巴达人，失去了他们的信任。法那巴佐斯则为库济库斯惨败而震惊，若雅典人继续进攻他的土地，就可能促使这位波斯总督以及波斯国王放弃干预希腊事务。其次，波斯国王统治的是一个庞大且经常受到叛乱骚扰的帝国。如果其他地方发生严重叛乱，波斯国王也许会被迫放弃西部边疆的战争。最后，斯巴达人与雅典人单独媾和的提议违背了他们与波斯的条约，这本身就可能导致斯巴达与波斯决裂。考虑到这些现实和可能性，雅典人拒绝议和的决定不能算是愚蠢，而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民主制恢复

在雅典人拒绝接受和平建议不到两个月之后，“五千人”让位于纯粹的民主制，即前413年雅典设立“贤哲”制度以前的那种民主制。这个过渡可能是逐步进行的，但肯定有一个决定性的时刻，“五千人”的专有权力被废止，全体公民重新获得完整的政治权利。这个决定性时刻可能发生在拒绝斯巴达的和平建议之后。不管库济库斯战役的胜利给雅典带来了多么大的凝聚力量，斯巴达的和平建议却让雅典人内部产生了严重的分歧。温和派一定属于主张接受和平建议的“最理智的雅典人”，但大多数人并不这么认为。关于和平的辩论是我们知道的库济库斯战役之后、民主制恢复之前这段时间发生的唯一重要事件。这场辩论可能是促使“五千人”政权垮台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做出继续作战的决定之后，雅典人就很轻易地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那些希望和平的人不再值得信赖，不再适合领导国家取得全胜。因此，拒绝斯巴达的和平建议就等于“五千人”政府丧失了民众的信任。

在最终导致民主制恢复的争议当中，民主派也占据了许多优势。他们拥有一位有才干且效率高的领导人，即克里奥丰；而温和派的最佳发言人塞拉门尼斯正在克里索波利斯执行公务，具有催眠般魔力的亚西比德当然也不在雅典城。更为根本的是，任何在雅典赞同民主制的人自动占据了道德高地。民主制已经有一百多年历史，得到了大多数人的热情支持，他们视其为自然而然、符合传统的政体。任何形式的寡头统治都是革新，雅典仅仅在其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无路可走之时才屈从于寡头统治。于是，民主派政治家迅速抓住机会，努力恢复传统政体。到前410年6月，有人提议废除“五千人”，恢复传统的民主政体；7月底，旧式民主制已经稳固，颁布了严厉的法律以捍卫自身。

新近恢复的民主制政权的政策是连续、协调和全面的，要求在一个完全民主和高效政权的领导下，把战争打下去。前410前409年颁布的法律涉及政体、司法、财政、社会和思想等方面，指引这样一座刚刚从失败和绝望中恢复的城邦，完成事业、取得成功。

民主制政权恢复后的第一份为我们所知的公文以民主制惯常的格式开始：“由议事会和人民制定。”（Andocides，OntheMysteries96）“人民”指的是公民大会，“议事会”则是旧时的五百人议事会，参会名额分配给各阶层公民。在体验过寡头制的议事会之后，民主派对非常民主的五百人议事会也施加了限制。五百人议事会似乎失去了判处死刑的权力，以及未经公民大会或民众法庭同意处以500德拉克马以上罚金的权力。另一项新法律要求议事会成员抽签决定座次，这是为了防止朋党分子坐在一起，进而产生很大的影响力。

从“四百人”到“五千人”再到完全民主制的快速变化，对法律造成了相当程度的混乱。“四百人”和“五千人”这两个短命政权都指定了一些理事会来检查、修改和颁布新法律，这让民主派十分警觉，所以热切希望确认传统法令。他们指定了一个登记理事会去发表梭伦法律和德拉古处置杀人犯的法律的权威版本。

但旧的规则未能保护民主制免遭颠覆，于是雅典人制定了一些新法律，规定任何参与推翻民主制或者在敌视民主制的政权内任职的人，在敌视民主制的政权被推翻后，都将被视为雅典的公敌；对这样的人，财产充公，人人皆可诛之。人民被要求宣誓遵守此项法律，其条文被镌刻在议事会大厅入口处的石碑上，一直到前4世纪都有效。

前409年，雅典人向两年前杀死普律尼科司的人授予公民权，奖励他们金冠和其他福利。在随后几年内，涌现了许多对“四百人”前成员、曾在“四百人”政权当官和曾为其效力的人的控诉，尽管身为“四百人”成员并不违法。这样的人若被定罪，处罚将包括放逐、罚款和剥夺公民权。有些指控无疑是贪赃枉法、敲诈勒索，因此引起上层阶级的一些成员对民主派的严厉批评。但与其他国家的内战胜利者（他们常将失败的派系成员处死或大批放逐，哪怕这些人唯一的罪过就是曾属于被击败的团体）相比，雅典民主制政权表现出了相对克制。新民主制政权没有镇压“四百人”成员，其中一些人在新政府中担任很高的职务，甚至成为将军。新政府没有颁布任何溯及既往的法令，采取的行动也是针对具体个人和具体罪行的。新政府统治下的雅典没有发生大规模处决或流放现象，处罚一般也是根据罪行的严重程度而决定的。

民主制恢复之后，在议事会任职或担任陪审员的人，以及其他提供公共服务的人，可以再次领到薪水。战争给穷人带来了巨大苦难，让许多战前生活水平尚可的人坠入贫困线之下，于是克里奥丰发放了一种新的公共补贴，称为“两奥波勒斯补贴”，因为补贴的接收者每人每天可获得2奥波勒斯（相当于三分之一德拉克马）。如果政府手中有可动用的资金，这些补助可能会被发放给贫困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