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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给新的一年(第1页)

我们读书、写作——1995年就这样过去了。这样提到过去的一年,带点感慨的语调,感叹生活的平淡。过去我们的生活可不是这样平淡。在我们年轻时,每一年的经历都能写成一本书,后来只能写成小册子,再后来变成了薄薄的几页纸。现在就是这样一句话:读书、写作。一方面是因为我们远离了动荡的年代,另一方面,我们也喜欢平淡的生活。对我们来说,这样的生活就够了。

九十年代之初,我们的老师——一位历史学家——这样展望二十一世纪:理想主义的光辉已经暗淡,人类不再抱着崇高的理想,想要摘下天上的星星,而是把注意力放到了现实问题上去,当一切都趋于平淡,人类进入了哀乐中年。我们都不是历史学家,不会用这样宏观的态度来描述世界,但这些话也触动了我们的内心。过去,我们也想到过要摘下天上的星星,而现在我们的生活也趋于平淡。这是不是说,我们也进入了哀乐中年?假设如此,倒是件值得伤心的事。一位法国政治家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个人在二十岁时如果不是激进派,那他一辈子都不会有出息;假如他到了三十岁还是个激进派,那他也不会有什么大出息。我们这样理解他的话:一味的勇猛精进,不见得就有造就;相反,在平淡中冷静思索,倒更能解决问题。

很多年轻人会说:平淡的生活哪里有幸福可言。对此,我们倒有不同的意见。罗素先生曾说:真正的幸福来自于建设性的工作。人能从毁灭里得到一些快乐,但这种快乐不能和建设带来的快乐相比。只有建设的快乐才能无穷无尽,毁灭则有它的极限。夸大狂和自恋都不能带来幸福,与此相反,它正是不幸的源泉。我们希望能远离偏执,从建设性和创造性的工作中获取幸福。创造性工作的快乐只有少数人才能获得,而我们恰恰有幸得到了可望获得这种快乐的机会——那就是做一个知识分子。

转眼之间,我们从国外回来已经快八年了。对于当初回国的决定,我们从没有后悔过。这丝毫不说明我们比别人爱国。生活在国内的人,对祖国的感情反倒不像海外学人表现得那么强烈。假如举行爱国主义征文比赛,国内的人倒不一定能够获奖。人生在世,就如一本打开的书,我们更希望这本书的主题始终如一,不希望它在中途改变题目——到外文化中生活,人生的主题就会改变。与此同时,我们也希望生活更加真切,哪怕是变得平淡也罢,这就是我们回国的原因。这是我们的选择,不见得对别人也适用。

假如别人来写这篇文章,可能是从当前的大好形势谈起,我们却在谈内心的感受。你若以为这种谈法层次很低,那也不见得。假如现在形势不大好,我们也不会改变对这个国家的感情。既然如此,就不急着提起。顺便说说,现在国家的形势当然是好的。但从我们的角度看来,假如在社会生活里再多一些理性的态度,再多一些公正和宽容,那就更好了。

随着新年钟声响起,我们都又长了一岁。这正是回顾和总结的时机。对于过去的一年,还有我们在世上生活的这些年,总要有句结束语:虽然人生在世会有种种不如意,但你仍可以在幸福与不幸中作选择。

1997年

又到了新的一年。一年年地过得真快。转眼之间四十多年就过去了,真让人不敢相信。在新年来临之际,本来该讲点凑趣的话,但我偏偏想起自己见过的种种古怪事来。我小的时候,大概是六七岁时吧,见过一件有趣的事:当时的成年人都在忙着做一种叫做"超声波"的东西。比我年长的人一定记得更清楚:用一根铁管砸出个扁口来,再在扁口的尖上装上刀片。据说冷水从扁口里冲出来,射在刀片上,就能产生振荡,发出超声波来,而超声波不仅能蒸馒头,更能使冷水变热。假如这超声波能起作用,那么我们肯定不会缺少热水——何止是不会缺少热水,简直是可以解决一切能源问题。那时公共澡堂的浴池里到处埋伏着这种东西,去洗澡时可要小心,一不留神就会把屁股割破,水会因此变红,但也没因此变热——到现在我们洗热水澡还要用煤气来烧,看来这超声波是不起作用的——这也没有什么。奇怪的是这件事就没了下文,再也没人提,好像是我自己梦到了这件东西,就是这件事让我感到奇怪。

另一件事情发生在二十多年前,当时我是个知青,从乡下回来,凌晨赶头一班电车回家。走到胡同口,那儿有家小医院。在朦胧的曙光里,看到好多人在医院门前排队。每个人都挎了个篮子,篮子盛着一只雄赳赳的大公鸡。当时我以为那家医院已经关了门,把房子让给了禽类加工站,这些人等着加工站的人帮他们宰鸡。谁知不是的,他们在等医院的人把鸡血抽出来,打进他们的血管里。据说打过鸡血之后,人会变得精神百倍,返老还童。排队的人还告诉我说,在所有的动物中,公鸡的精神最旺,天不亮就起来打鸣,所以注射公鸡血会有很神奇的作用——但我不明白起早打鸣有什么了不起,猫头鹰还整夜不睡呢。那一阵子每天早上五点钟我准会被打鸣声吵醒,也不知是鸡打鸣还是人打鸣——假如打鸡血会使人精神旺盛得像只公鸡,可能他也会在五点钟起来打鸣,这样就省了闹钟了。当然,这件事也没了下文,忽然间没人再打鸡血,也没人再提到打鸡血的事,又好像是我在做梦。

假如我不是从六岁起就在做梦,一直梦到了如今,这两件事情就值得在岁末年初时提起:我记得人们一直在发明各种诀窍,企图用它们解决重大的现实问题。用小煤炉子炼钢,用铁管做超声波哨子,用这些古怪的方法解决现代工业才能解决的问题。把鸡血打进血管,每天喝掉好几盆凉开水,早上起来站在路边甩手不休,用这些方法解决现代医学解决不了的问题——既然说到了甩手,就不如多说几句:有一阵子盛传甩手治百病,到处都是站着甩手的人,好像一些不倒翁。可能你也甩过,只是现在不记得了。忽然间就不让甩了,据说有个恶毒的反革命分子发明了这种动作,以此来传达一种恶毒的寓意:让全国人民都甩手不干了?现在最新的诀窍是:假如你得了癌症,不必去医院,找个大气功师来,他可以望空抓上一把,把这个癌抓出来。这些诀窍在科学面前,只能用古怪二字来形容。但我说到的这些还不是最大的古怪。最大的古怪是在知识的领域里。

不知道人们记不记得,"文化革命"里有过一个工农兵学哲学的浪潮。据说哲学就是聪明学,学了哲学人就会变得很聪明,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假如真能耐着性子把哲学学会,人也许能够变得聪明一些。但当时的人学的并非真正的哲学,而是一些很简单的咒语和小诀窍。怀疑这些诀窍是很不聪明的:你会被打成落后分子,甚至是反革命。我虽然很革命,但总不相信在这些咒语里包含了很多的聪明,不管怎么说吧,这种古怪就这样诞生了。时至今日,文化人总在不断地发现新的咒语和诀窍,每发现一个,就像电影《地雷战》里那个反面角色那样兴冲冲地奔走相告:地雷的秘密我知道了!在这种一惊一乍的气氛中,我们知道了"第三次浪潮"、"后现代",还知道了不管说点什么,都要从文化的角度去说;只要从这个角度去说,那你就是很聪明的。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对文化、浪潮等等抱有充分的尊敬,对哲学和文化人类学也很有兴趣。我不满意的只是在知识领域里的这种古怪现象:它和超声波哨子、打鸡血是同一类的东西。热起来人人都在搞,过后大家都把它忘掉。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记着这些事情,感觉很是寂寞。

我说起种种古怪的事来,总该有个结论。据我所见,诀窍和真正的知识是不同的。真正的知识不仅能说明一件事应该怎样做,还能说明为什么要这样做。而那些诀窍呢,从来就说不出为什么,所以是靠不住的。能使人变聪明的诀窍是没有的。倒是有种诀窍能使人觉得自己变聪明了,实际上却变得更笨。人应该记住自己做过的聪明事,更该记得自己做的那些傻事——更重要的是记住自己今年几岁了,别再搞小孩子的把戏。岁末年初,总该讲几句吉利话:但愿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能远离一切古怪的事,大家都能做个健全的人——我实在想不出有什么话比这句话更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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