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氏综合征。”我忽然很确定地说。
“你怎么知道?”
“绝对是他—纳苏里,”我说,站了起来,紧张得已经坐不住了,“那是他儿子—我认识那个男孩。结果医院把那孩子送到哪里—孤儿院吗?”
“没错。”
“阿克萨烈士旅办的孤儿院—我看过捐款收据。”至少我明白,为什么蕾拉·库马利没把钱捐给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了。
“还有什么?”我问,大概有点不太礼貌,但眼前接连都是好消息,所以没有人注意。
“那个死掉的女人名叫阿米娜·艾巴迪,至少这是她使用的名字:很多巴勒斯坦激进分子都会使用很多化名。我们也查了她,但是什么都查不到。”
“好,那他呢—那个医生?”我问,声音因为紧绷而沙哑,“那个救援人员有听到当时他用的名字吗?”
“这件事很奇怪,那个医生当时伤得很重,但是等到那个救援人员第二天晚上再去看他,他已经自行出院了。大概是担心自己神志不清时可能说了些什么—”
“他的名字?他有听到名字吗?”
“没有。”
我瞪着那主任。“什么都没有?!没别的了?”
他点点头。“我们已经全都查过。原始报告里没有进一步追踪。当时好像觉得这并不重要—”
“到现在才发现很重要。”我恨恨地说,往后仰起头,试图呼吸。这个消息仿佛吸干了地下室里的空气和精力。那个主任和所有探员都看着我,但我试图思考。
我比任何间谍都了解扎卡里亚·纳苏里。我知道他生长于吉达,知道他曾痛苦地站在他父亲被斩首的广场上,知道他母亲带着他搬到巴林定居。我知道他在麦纳麦加入了哪个清真寺,也知道他的教友们安排他去阿富汗和苏联人打仗。到战争末期,他买了一份死亡证明,还设法弄到了一本新护照,回到阿拉伯世界,消失无踪。他曾研读医学,毕业后成为医生,认识一个有时使用阿米娜·艾巴迪这个名字的女人,后来娶了她。他们一起在没有证件也没有法律的加沙难民营工作:如果人间有地狱,就会是那里了。现在我知道,这对夫妇带着年幼的儿子旅行时,被一颗以色列的导弹击中,母亲死亡,父亲受伤。小男孩被送到一所孤儿院,那名医生一定是拜托他妹妹蕾拉伸出援手去救他。然后他充满恨意,没有了家人的牵绊与责任,就利用他身为医生的知识,又加上充斥网络的大量信息,开始合成天花病毒。他回到阿富汗测试病毒,我们窃听到他讲电话,担心他深爱的儿子,那是亡妻留给他的唯一联系。
之后呢?之后音乐停止,什么都没有了。现在他是谁?用什么名字?更重要的是,他人在哪里?“应该有一条出路,”我轻声说,“总之你努力往前,找出一条路继续往下走。”
没有人知道我是在自言自语,还是在提供建议给大家。我自己大概也不知道。
“我们对这个人,有的数据就是这些了,”那个主任说,朝着一层层楼的机动式档案一挥手,“没有名字,没有身份,没有踪迹。总之,这里没有。”
他说得没错,当场一片沉默。在迷蒙的烟雾中,我看着大家。我们谁都找不到一条路可以往下走了,没希望了,我知道……
我们失去他了。
我逼自己不要透露出绝望,站得更直了。比尔以前总是告诉我,任何状况下都不能没礼貌,而我的确亏欠这些沙特阿拉伯人。
“你们做得太好了,远超过任何人的期望,”我说,“这是个吃力不讨好的任务,但你们心甘情愿地全力以赴,我衷心感谢各位。”
这大概是他们第一次听到真心的赞美,而不是空洞的恭维,我从他们脸上的表情看得出来,他们觉得很骄傲。
“愿上天保佑你们。”最后我用自己上次来访时所记得的少数阿拉伯语说,发音很烂,但还是设法说出来。这是阿拉伯人传统的感谢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