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园

第8部分（第1页）

的幽默。他反对“幽默文学”，但他自己这篇文章就是幽默文章，这篇文章本身就立起一个什么叫“幽默”的样板。就是说，你们提倡的那个东西不行，我没有提倡“幽默文学”，但我这个才“幽默”呢，这才叫真正的幽默。真正的幽默是“我不幽默”。所以他做了这么一个幽默文学的样板，就令人信服地表明了，作者并不是反对幽默，而是反对故意提倡的幽默。你反对的东西，如果你自己不能做到，那么你这个反对，就失去了一半以上的力量，人家会说，你就是因为做不到才反对的。有的人说，我反对京剧、我最讨厌京剧，那么我首先问你，你会不会唱京剧？你不会唱，你不会唱你有什么资格反对京剧。你必须会，甚至精通，你反对起来才有权威性，才有说服力。当然，这是比较高的要求。有的人，从来没有读过武侠小说，他就反对武侠小说，他说武侠小说是青少年的“鸦片”。自己都没有读过武侠小说，你凭什么说这是鸦片呢？你反对什么东西，自己首先要做到。是吧？比如说，我这几年对我们国家现行的高考制度，我有很多批判。于是就有人批评我，说，孔庆东对现在的高考制度充满仇恨，我们可以想象，孔庆东一定是高考成绩很差。我说，我说出我的高考成绩吓死你，我是我们这个高考体制的最大的受益者，但是我不能因为我自己是受益者，我就不指出它的缺点。我们应该看到还有那么多没受益的人。它还有缺点，我们就应该指出缺点来。我反对它不是因为我做得不好，恰恰是因为我做得好，我才更有资格来反对它。幽默问题也是这样，一个没有幽默的人、一个没有幽默才能的人，你反对人家幽默，你这是没有说服力的；你如果反对我幽默，你必须比我更幽默，那你才有反对我的资格，我才会听你一言半语的。

所以说，钱钟书这里表现出，真正的幽默是一种高级的智慧和高尚的人生态度的自然流露。真正的幽默不是制造出来的，它是一种高级的智慧和高尚的人生态度的自然流露。如果人为地去制造，就容易变成无聊的滑稽表演。从这里，我们可以感受到，钱钟书不仅是一位大学者，还是一位入情入理的文学大师，更是一位特别热爱生活、特别善于生活、活得非常有情调、有乐趣的、有滋有味、有血有肉的人。我觉得这才是钱钟书的魅力所在。一个人，只是特别有学问，我觉得这不能构成魅力。一个人有学问，学问是什么东西啊？不就是老学这个学那个吗？学了很多本事，别人会做桌子，你除了会做桌子还会做沙发立柜什么的，我觉得这个学者就跟木匠铁匠没什么区别，就是你的一种职业。如果你不能贯通它，最后不能落实到对生活的态度上，啊，那就是说“层次不够”。

总之，《说笑》这篇文章能够使我们对三十年代的“幽默文学”现象有更全面、更深入的了解，对“幽默”和“笑”的意义有一种焕然一新的体悟，对钱钟书的创作风格有很鲜活的感受。也就是说，虽然文章不长，我们可以得到这么多的启悟。而且对我们自己的写作也有多方面的启发。我曾经跟一些老师谈过，就是我们北大中文系，我们当然有很多优点，我们每个学科都是国家重点学科，都是全国一流的，但是我们有没有自己的弱项？有没有自己的这个“气门”？怎么来评价？我想，我们这个北大中文系，比如说我们没有写作课，我们很多年都没有写作课，还有我们旗帜鲜明地不支持学生当作家，我觉得这是不是值得讨论和值得反省的问题？我们学生的写作，往往自己要在黑暗中摸索很长时间、摸索到大三，才把文章写得像个样子，而我们在大一的时候、大二的时候，我们所写的文章经常不如理科生。应该要承认，是吧，我们的高考成绩不如理科生，就包括语文成绩，啊，因为90年代以来，中文系的生源已经不是最优秀的了。我上个学期给数学学院的学生上课，那是我们中国最聪明的学生，那都是国际上拿了奥林匹克金牌回来的，是吧？我说，大一的学生比大一的学生，我们中文系的比不了你们。我讲课最后剩15分钟，我说每个人写一首小诗交上来，哗哗哗写完了交上来，我说绝对比中文系的写得好，中文系到大三才能写出这个水平来，那是因为学了好几年了。我想，我们应该除了学习这些什么理论啊、什么框架啊，学习这些东西之外，要有意识地加强自己写作技能的训练。上了大学了，没人管你了，没人督促你了，干什么都行了，你的以后就靠你自己来塑造了。有人说老师是塑造灵魂的工程师，这是不对的，自己才是塑造自己灵魂的工程师。你自己将来成为什么，是由你自己来塑造。比如说，你是一个中文系的学生，四年以后文章写得都不通，这样的人，大有人在的。我有一个同学现在在一个出版社，经常跟人家签合同，合同写得都是文理不通的，经常写什么“如果双方发生什么纠纷，不得互相埋怨”，就这种土话都往上写。我说这简直是给哥们丢脸嘛。

沉重的幽默：钱钟书的《说笑》（12）

所以说，我觉得钱钟书的文章对我们写作也是有很大启发的。不过，应该实事求是地说，文章写到钱钟书这个水平也是很不容易的，你看上去他是行云流水、轻松愉快，就跟你看台上的京剧演员表演一样，你看他演得轻松，那这“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啊。要达到这一步，钱钟书读了多少书啊。那么现在呢，有很多人都在写杂文，喜欢写杂文，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呢比以前进步了，应该说气氛、环境都比以前宽松了，民主、自由的程度都比以前扩大了，这是应该承认的，所以很多人都觉得杂文好写，啊，这是一种误解。很多人以为，我写不了小说、写不了诗歌、写不了戏剧，我就去写杂文吧，啊，杂文不就是骂人嘛，骂人还不会嘛？所以这是造成当下杂文写作低水平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实，在我看来，杂文是最难写的，因为写杂文需要一个全方面的积累。鲁迅为什么杂文写得好啊？是因为他什么都写得好，是因为他学问就做得好。鲁迅出道的时候都快40了，积累了多少年哪？是不是啊？就好像在华山绝顶练了几十年的功夫，然后突然下山来了，所以才武林中纵横无敌呀。所以他写杂文就像那个“飞花摘叶，皆可伤人”一样，那首先是因为他有成套的武功啊。鲁迅所写的这个《中国小说史略》，现在没有人能够超越呀；鲁迅写的这个小说，没有人能够超越呀。是因为你别的都写得好，你积累得特别多，你才能轻轻一挥洒就点到要害上了，这样的人才能写出好的杂文来。而不要一开始动不动就写杂文，这样就会把自己这个文笔写坏了，也容易把人修炼坏了。这是给大家一个劝诫。

当然，除了读书之外，还有更重要的是对人生、对世界万物的思索和探寻。一个人不管有多少学问，你没有一个丰富广阔的内心世界，你是写不出优美的文章来的。我们当老师的经常说，要给学生一杯水，你自己要有一桶水，但是你要想，要达到钱钟书这水平，那得多少水呀。那得滚滚长江的一江水吧。我之所以在今天选择跟大家一块儿欣赏钱钟书《说笑》这个文章呢，我开头已经讲了，就是想联系我们当前这个环境，谈一谈如何理解“幽默”这个问题。

我呢，想这样，在讲完《说笑》之后，我顺便谈谈我最近写的一篇文章。我在这篇文章里通过三个影片的片断来谈什么叫“幽默”。我比较三个影片片断，我们看看，哪一个是“幽默”，“幽默”是什么。“幽默”和其他几个相近概念怎么区分。

有一部表现抗日战争的影片，其中有一个场面是大批日军包围了手无寸铁的中国老百姓，这是常见的场面，要他们交出八路军和粮食，其中这个日寇的军官就操着阴阳怪调的汉语很傲慢、很自负地问一个老大娘，说“皇军不好吗？”老大娘凛然高声说，“皇军好啊，你们杀人放火，你们多好啊”，这是老大娘的回答。那么请问，老大娘的这个话是“幽默”吗？我想不是。因为那个日寇军官他也不认为这个老大娘是幽默的，他马上就拔出了手枪。这是一个影片。还有一部表现抗日战争的影片，里面有一个村民，他被迫给日军当这个“支应”，“支应”就是日语“招待员”，就是招待日军香烟茶水帮他们召集老百姓开会等等。而实际上呢，他表面上是日本人的“支应”，他实际上还是八路军的“支应”，是八路军的秘密“支应”。有一次呢，日军又让他召集开会，他就拿了一个破锣敲，一边敲着锣一边喊，说，“开会啰！皇军要宣传王道乐土，说是不杀人、不抢粮食”，他故意把这个“不”字喊得特别重，“皇军要宣传王道乐土，说是不杀人、不抢粮食”。这是不是幽默呀？这就是“幽默”。这的确是一种幽默。尽管这个幽默里面包含着一点愤怒，它跟前者的区别是什么？前者是正面对抗，老大娘的反话那个日本人一听就明白，一听就气炸了肺，“好啊，你骂我们杀人放火嘛，意思是说我们不好嘛”。这是正面对抗。而后者的这个话，它属于意识形态颠覆，是吧？用我们现在的一个文学术语，叫“解构”。日军是听不明白的。一个“皇军要”，“皇军要宣传王道乐土”；还有一个“说是”，“说是不杀人、不抢粮食”，只有中国人才会听出里面的讽刺。那么这个日军，假如他汉语水平不错、假如说是北大留学生毕业，发生了疑问，那么他也完全可以解释糊弄过去，因为日本人的确是那么宣传的，他说，“你们不就是这么说的吗？我说得没有错啊，皇军是要宣传王道乐土啊，这没错呀。这不都是你们说的吗？”也就是说，他只道出了谜面，没有道出谜底，所以日军即使明知被骂，也不愿意承认，只能干吃哑巴亏。这个人他不是语言学博士，不是我们语言专业毕业的，但是他通过巧妙地增加和运用主谓语，增加了主语、谓语“皇军要”、“说是”，就把这个“王道乐土”“不杀人、不抢粮食”都变成了毫无价值的宾语。对吧？在这里，“不杀人、不抢粮食”都成了宾语，宾语是没有价值的。所以说，人民才是真正的语言大师。我想，在座的各位也许以后有研究语言学的，我希望各位研究语言学的时候，不管你用多么高深的理论，不要脱离人民语言实践。我们有很多语言学者，连街头老百姓的话都听不懂，打出租车连的哥的话都听不懂，然后每天研究汉语的什么化合价问题。我也不知道是怎么研究的。

沉重的幽默：钱钟书的《说笑》（13）

不过呢，这个人的幽默，他的幽默，只有电影观众才会报以会心的微笑，假如我们看电影的时候，看到这儿时我们会笑：这家伙挺坏的。你看他说“说是不杀人”，啊，挺坏的，但是影片中的老百姓听到之后呢，马上想到的是，杀人、抢粮食的魔鬼来了，赶快跑、赶快藏起来吧。他们是没有心思、也没有时间去欣赏这份幽默的，所以说，真正的幽默者是孤独的。真正的幽默者在幽默的当时不见得拥有很多的知音，但是，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历史会理解他的，人民会欣赏他的。这是第二个影片。

还有一部影片，也是表现抗日战争的影片。其中有一段，日军抓到了几个老百姓，强迫他们唱歌。因为日寇的小军官入伍之前是个蹩脚的小学音乐老师，他假公济私，带领他的士兵到中国来搜集民间艺术。他误以为这几个老百姓是民间艺人，然后就把他们抓起来。这个电影就是黄宏、魏宗万他们演的。于是有一个弹棉花的村民，他弹着弹棉花的那个棉弓就胡唱乱唱。他为了活命嘛就胡唱，什么弹棉花呀弹棉花，半斤棉弹成八两八，乱唱一气。另外几个人跟着他边唱边舞。现在唱歌不都是时兴伴舞嘛，不管什么滥歌星上台，后面一律一个加强排在那里乱舞。他们这么一胡唱呢，日寇军官就以为是挖掘到了民间艺术宝藏，于是那个小军官就指挥他的士兵全部坐下，集体学唱这首棉花歌。于是一群二傻子似的日军张开大嘴唱得如醉如痴。好，这又是一个情节。

那么我们看这一段是不是幽默。这乍看好像是幽默，因为我们看到这里会笑，肯定会笑，有人还会大笑，说日本鬼子真傻。然而这恰恰不是幽默。钱钟书前面已经说了，笑不是幽默的证明书。钱钟书已经给我们指出来了，笑不等于幽默。这顶多可以列入滑稽。平心而论，这只是我们刚才说的“搞笑”；说严肃点，是无聊；说深入点，则是浅薄和肉麻。因为它首先离开了真实。就如鲁迅先生指出，幽默、讽刺的生命在于真实。这个场面，冲淡了抗日战争的严肃性和残酷性。它把杀气腾腾的侵略军漫画成一群弱智的二百五，是吧；把抗日群众歪曲成小品演员，对吧。而这样的情节，恐怕我觉得日本人看了也会蔑视，他们可能会说，你们中国人才那么傻呢，我们大和民族是高贵的，决不会这么弱智。而有点头脑的中国观众看到此处，也不大舒服，虽然我们笑了，但是我们笑完马上就会说这是胡扯、这是瞎编、这是乱来、这是胡闹。那么这是一类什么幽默呢？这是一类什么滑稽呢？这就是我们前面说的“搞笑”。只有什么地方的人才会欣赏这样的艺术呢？只有那些经过长期殖民、被彻底奴化而丧失了正义和良知的人群才会欣赏这样的所谓“搞笑”。我们看一看“搞笑”艺术产生在世界上的哪一个地区、什么地带，中国是没有的，美国是没有的，欧洲是没有的，俄国是没有的，是吧，伊拉克是没有的，以色列是没有的，在哪里？恰恰就在那批长期被殖民、人民的灵魂被彻底奴化、丧失正义和良知的地区，在那些人里，他们用这种纯粹生理性的笑声来忘却自己屈辱的奴隶身份。所以说这是“搞笑”的真正的文化危害。如果这种“搞笑”的声音遍及我们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那就是中华民族精神沦丧之日。

我们看，我上面所举的这三部影片都是抗日的，三个情节都是抗日民众抵抗侵略者的。第一个不是幽默，它是讽刺，它非常尖锐、尖锐得让敌人无法忍受，兽性马上迸发，因为它是正面反抗。发出这个勇敢的讽刺的这个人，她是英雄，这个老大娘是一个英雄。最后一个，它不是幽默，它是耍猴，它幻想的是吃人者和被吃的人和平共处，大家一起纺棉花，其乐融融。那么这个耍猴的人，是小丑。只有第二个是幽默，这个幽默的人他不能马上消灭敌人，但是也不立刻牺牲自己。他的作用，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颠覆敌人的意识形态，提升人民的觉悟，而当需要他牺牲的时候，这个幽默的主人他并不退缩。影片中的那个支应，他后来把日军引起了我军的包围圈。当他翻身跳墙的一瞬，日军的子弹打中了他，所以说这个结局是并不幽默的。真正的幽默，它的背后是有一份沉重的不幽默的，因为有了这份沉重的不幽默，他前面的幽默才那样地精彩。所以我说，我们要非常复杂地、全面地来理解“幽默”这个问题。就拿钱钟书先生这个《说笑》来讲吧，我想说，啊，知道什么时候不该笑的人，才知道什么时候该笑，才能笑得特别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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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重的幽默：钱钟书的《说笑》（14）

好，《说笑》这篇文章我就讲到这里。我讲得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谢谢大家！（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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