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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回家（第1页）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一直为是否要对疗养院下最后通牒犹豫不决，而西尔维娅、亚历杭德罗和其他轮班的护工们依然开开心心地陪着父亲度过了一个又一个下午和晚上。在此期间，我也经常驱车前往疗养院，陪他共度傍晚时光。

6月末的天气已经很像夏天，7月的第一周甚至算得上炎热。我住的那个小镇上，十几岁的男孩和年纪稍微大点儿的男人都带上渔具，到横穿镇中心的一条河流边钓鱼。树冠华盖轻笼水面之际，他们常常在那里待到日落西山。

一天晚上，跟父亲同坐在阳台上时，我告诉他那天下午我看见一群男孩在我家附近的一块凸岩下钓鱼。这让我想起小时候他经常带我在缅因州一个湖泊中钓鱼的情景。那时候，我估计才8岁或10岁。我抬起手臂，模仿抛竿，做了个大幅度的摆臂动作；他也如曾经教过我的那样，跟着摆动了一下手臂。

我发现，他这么做或许并没有受到任何回忆的影响，也许只是自动模仿我的动作而已。但他的眼睛亮了，即便没有说出任何跟往事有关的话，他还是重复了几次抛竿动作，目光越过阳台的木制围栏，遥遥地望向远方，好似看到了插着鱼竿的那个地方一般。

对我来说，那些钓鱼之旅中发生的每件事都好似伟大的冒险，比如，走上码头做准备工作、进入幽暗的松林深处、抵达一平如镜的水边，等等。通常，我们都会租一艘船尾有马达的划艇。在越过开阔的湖面后，我们便会关掉马达，用船桨把艇划到清晨会有鱼儿觅食的某个小湾。我们轮流站上船头，努力选择一处尽可能离岸较近的阴暗处抛下钓线。钓线经常卡在水面下的一块木片上，或被睡莲叶给缠住。每当此时，我们就得挪动划艇，尽量把手探到水下，努力解开钓线。要是解不开，便只能把线割断，另外上饵，重头再来一次。

父亲有各种尾巴上缀着亮丽彩色羽毛的鱼饵，一堆用肠线制成的细丝。我想，那些细丝一定是用来将鱼饵拴到钓线上的。此外，他还有一把弯弯的大渔人刀和数罐带窄喷口的油状物质。每样东西都分门别类地放在钓具箱的小格子里。那个钓具箱和那两根带卷轴、侧面看来如大理石般漂亮的鱼竿至今仍存放在我的车库里。大约一个月前，我再次打开那个钓具箱时，回忆顿时如潮水般随着那股混着其他味道的油味蜂拥而来。

我想过，某天一定要把它带到疗养院，说不定，那些银匙状的东西、夏威夷孑孓和其他令人着迷的诱饵，也会让父亲如我一样，生出几分兴奋之感。我不知道自己为何始终没有把它带去那里，或许，我是害怕它已经对他失去意义了吧。打开箱子后，他可能好奇地往里张望，却很可能一脸的困惑与迷茫。我想，我或许已经下定决心，它已经成为车库里的一份回忆，应该永远待在那里。

那个月和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我又回到公寓，继续跟母亲聊这个话题。我想确定她没有改变主意，但每次问她此事，她都会打断我。

“别再老提这件事了。”她说，“不是已经告诉过你，我下定决心了吗！”

一天晚上，她睡着后，我走到客厅，在父亲办公桌前待了一会儿，翻看他把大部分资料打包寄到我家后仍留在抽屉里的一些文件。在一个他并未贴标签的文件夹里，我无意中发现了一份尤金·奥尼尔临终遗嘱[1]的副本。遗嘱上的日期是1948年。虽然我不知道具体原因，但这显然是卡洛塔交给父亲，让他存入自己资料保险箱的。（这位剧作家去世前，遗嘱还会被修改两次。）我还找到几封卡洛塔寄给父亲的信，并吃惊地发现了一封奥尼尔为其狗狗写的遗嘱。

我把文件夹和其他几样东西都带回了家，以便细细察看。剧作家为这条名为斯维尔达纳·恩布勒姆（奥尼尔叫它“贝勒姆”）的大麦町犬写的遗嘱[2]甜蜜、温馨又俏皮。人们几乎很难相信，它竟出自一个如此痛苦忧虑、暴躁不安，大多数作品都异常严肃的剧作家之手。

“我，斯维尔达纳·恩布勒姆……”贝勒姆的遗嘱这样写道，“多年的生活重担和不堪病弱的身体让我意识到，我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因此，我借由主人之手，写下我的临终遗嘱……如今，我已经又瞎又聋又跛，甚至连嗅觉也丧失了。即便一只兔子从我鼻子底下蹿过，我或许都察觉不到……我想，生活已经在嘲笑我的苟延残喘……是时候跟这世界说再见了……

“狗不像人那么害怕死亡。对我们来说，死亡也是生命的一部分……死了之后可能发生什么事，谁知道？”

接下来，贝勒姆建议主人应该另外养条狗，最好也是条大麦町犬。

“我于1929年在巴黎爱马仕订制的项圈、皮带、外套和雨衣都留给主人。那些东西他穿起来，肯定不如我出彩。以前，无论是在旺多姆广场溜达，还是后来沿着派克大道散步，所有人都一脸艳羡地盯着我瞧；但是……我肯定，他一定会尽力表现得不像条笨拙的乡下狗。”

在它“最后一部分告别词”中，贝勒姆向主人保证，他和女主人任何时候去它坟前探望，“无论我睡得多沉，都能听见你们的声音。死亡的力量，也无法阻止我的灵魂向你们欢快地摇尾巴”。

装贝勒姆遗嘱的那个信封里，有一张它跟奥尼尔的合影：一人一狗正在一片倾斜的草坪上休息；奥尼尔倚在一边手肘上，贝勒姆则用两条前腿支撑着身体。照片拍摄于1931年，当时，奥尼尔住在纽约长岛。

“在纽约的那年秋天，哀悼降临。”卡洛塔把这张照片给父亲时，行云流水地在背后写下了这句话。

卡洛塔做过很多友善的举动，比如，她会时不时给我母亲送花，通常还会附上热情洋溢的关爱之情。即便面对她的这些举动，父亲的注释也清楚地表明，因为她在麦克莱恩精神病院遭到的不公平对待，他始终对她抱有一种复杂的同情心理，并痛苦地认识到，无论她多么“残忍而充满复仇心理”地对待他人，甚至有充分的理由厌恶他们，她也应该得到原谅。

“她依然痛恨戏剧协会的劳伦斯·兰纳。因为他叫梅里尔‘证实’她精神失常，所以她还叫他‘婊子养的’……”

父亲注意到，卡洛塔也会贬低奥尼尔。生气的时候，她不止一次当着我父亲的面，蔑视他在床上的表现。父亲认为，考虑到奥尼尔虚弱的身体，这种侮辱简直毫无根据、荒谬至极。奥尼尔也会反唇相讥，不断地侮辱她，比如，他想让她替自己做某件事时，就会大喊：“我的婊子在哪儿？”或者，有时候也会换成：“那该死的婊子呢？”[3]

“你这个恶心的浑蛋，”有一次，她这样应道，“要不是我这个婊子，你如今会在哪儿？臭水沟里！或者疯人院！你那些剧院里的朋友忙着兜售你的剧本时，多半会把你塞到那里去！”

即便有如此不愉快的争吵，我父亲也再次注意到，虽然处理奥尼尔各项事务时，卡洛塔偶尔手段暴虐，但奥尼尔依然非常依赖她超强的能力。而且，除了他最急躁或最愤慨之时，每每说起卡洛塔，他都充满感激。他感谢她在他全力工作时，充分有效地行使她的权利。她要是不动用那些权利，他需要一心一意“释放脑中作品”（用我父亲的话来说）时或许就会受到干扰。不过，起初他觉得那些作品依旧残留在他体内。

提到卡洛塔给他提供的保护，奥尼尔说创作新剧初期渐渐沉浸其中时，他总有一种绝望之感。他说，他往往都有这样的经历：“要困住内心那种急欲挣脱而出的创作灵感，会给他带来一种蚀心噬骨的罪恶感，唯一能让我平静下来的办法就是写剧本。”

与此同时，他写作时需要实现的那种孤立程度虽然得仰赖卡洛塔的帮助，但他也说，即便没在写作剧本（事实上，他已经好些年写不出任何剧本了），她决心切断一切外在干扰（包括他或许会喜欢的那些干扰）的做法也依然不减分毫。比如，他说，其他女人若稍微对他表现出些许兴趣，都会被卡洛塔执拗（用我父亲的话来说，她的反抗甚至可以用“凶猛”来形容）地挡开。

由此回忆往事时，奥尼尔曾向父亲提起一位名叫帕特里夏·尼尔的女演员。当时，年仅20岁的帕特里夏参加了他一部戏剧的试镜。[4]尽管她最终没能得到那个角色，两人却很快建立起一段愉快的友谊。奥尼尔承认，他觉得她“很有吸引力”“非常漂亮”，还说他从她身上感受到了“崇拜”和“爱慕”。

剧作家和尼尔小姐的友谊日渐升温时，他的震颤反应已经相当厉害，基本不可能与一个21岁的姑娘在肉体上发展出什么情人关系。因此，据奥尼尔所说，两人之间完全是清白的。他说，他曾跟她喝过一次“冰激凌苏打水”，并轻松随意地聊过几次天。不过，他也说自己向卡洛塔隐瞒了两人之间的会面。卡洛塔听说了他们的事后，大为震怒。

“见鬼！跟我斤斤计较那事，根本不值得。（他指的是“追究此事”）我需要卡洛塔……她是我的庇护者——有时，我也算是她的俘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