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园

26 第三本书（第1页）

《天地会之医术、医学与医道》是在此之前不知多久我曾经翻过的一本书，翻阅它的时候，我大约就像一条河床上的一颗小卵石，任弱水三千淙淙流过，在阅读的当下（或许）有一种愉悦、丰饶的幸福之感。但是诚如我曾经说过的，我并没有像那些爱读书、擅读书的人一样，从头至尾，细细品味，以致留有深刻的印象，或者得着宝贵的教训。我不是那样的人。多年来我读书几乎从未终卷，总是在读到差不多的地方为了不要对这本书得着什么样的“结论”而下意识地匆匆逃开—也就是从这本书里随便拣拾一个疑惑、一个难题，然后逃到另一本可能藏有解答的书里去。《天地会之医术、医学与医道》便是在这种情形之下经我翻读寓目的。那是某个午后，在台北市重庆南路的一爿书店“三民书局”之中，我用这种接驳式阅读法所读到的第三本书。

直到很久很久以后—其间我终于勉强写完那篇硕士论文《西汉文学环境》，当了兵，干了两年专业作家，还给某家因解严而得以开办的晚报做了一任副刊主编，同时回到母校辅仁大学任教一两门有关现代小说和散文的课程，将近十年混下来，开始有不少读者透过我写的作品知道了我这个人，也有些媒体刊物因为缺少填充版面的材料而报导了我的生活、我的工作乃至我不知节制随口跟人闲扯瞎说的一些对社会也好、对政治也好、对随便什么狗屁公共领域的什么狗屁意见。于是认识我的人逐渐增加了，我能够像老鼠一样过着那种随处躲藏、随时逃脱的日子也就变少了—我甚至不在乎越来越多的陌生人会在大马路上、饺子馆里或者公共厕所的尿斗之间喊我的名字—这是灾难—有一个自称是我的忠实读者的家伙在青年公园的公厕之中认出我来，大叫一声：“张大春！”同时转过身，可是却没有停止撒尿—可想而知，被滋了一泡尿的所谓名流其实是非常颓丧失志而几乎要崩溃了的。

那是在一九九二年六月，历史小说家高阳过世之后数日的一个傍晚，我刚拆开他所遗赠的书籍和文稿来漫不经心地浏览着，忽然发现了在《天地会之医术、医学与医道》这本书的封面上写了五个大字：此真小说也。”那明明不是一本我们所惯见的小说，而是一部考掘自明清之际流传的名医叶桂及其门下分布、演变的医道史，为什么高阳会说它是一部“真小说”呢？就在彼时，此书作者的名字映入眼帘—令我想起当年在青年公园听孙小六说起过的那个长着又长又大的门牙的老人：汪勋如。

几乎是以一种凭吊的心情重返青年公园的那个下午，天空中飘落着牛毛细雨，我不知道自己确实想凭吊的是什么。同高阳亦师徒亦朋友般的交情？是的。与孙小六在此溷迹数昼夜而不为人所知，最后还在彭师父那儿闹了半天的荒唐往事？也是的。然而—就在我被那个混蛋冒失鬼忠实读者尿湿裤子的同时—我忽然觉得，最值得凭吊的应该是那些看来一去不回的、像老鼠一般藏闪躲逃的生活，那是真正令人向往难舍的部分。

这样说有些伤感或滥情。我想我还是把整个经过用白描的方式讲出较好—它们看起来也许只是简单朴素的事实，但是这样一来我就不至于有所遗漏；且惟其如此，我才能知道为什么日后的我之所以变得容易伤感且流于滥情的真正原因。

被那冒失鬼忠实读者尿湿了的不只是我裤子的右侧，还有卷在我右手之中的《天地会之医术、医学与医道》一书—作者是汪勋如—自叶桂、吕四娘以下所传授于“河洛二汪”的医学流衍记录。

也许要归咎于我那个读任何书都不肯终卷完篇的坏习惯，当初在三民书局我初次浏览此书时并没有注意到：在全书末章，有这么一则记载，说的是汪勋如自己在一九六四到一九六六年间的一段经历。我先把这则记载抄录在下面：

“稍微注意近代历史及其周边材料的人都知道，昔年曾任两江总督，后来因徐有任殉节前的一道劾疏而问罪丢官的何桂清在正法之后，其子孙曾怀恨加入天地会，誓死与满清鞑虏周旋。这种看似顶戴着汉民族大义冠冕的行动其实是说不通的—因为它可能只是一个虚假的借口，如果这样的借口能够成立的话。试问，那曾经救过何桂清一命，却被何桂清构陷致死的汪馥的家人及后世子孙是不是也应该加入一个什么反天地会的组织，‘誓死与何氏一族周旋’呢？

“事实上，何桂清的一子三孙日后加入天地会另有原委。那是应天地会千金之赏的召募—应该说是买通—来查察汪家医这一支所传的《吕氏铜人簿》的去向。天地会之所以有此一募，笔者曾在本书绪论中有所交代：自笔者的十世祖硕民公始，吕氏铜人簿》分世袭与门徒两条路而传：一称汪家医、一称吕门医。之所以标榜‘吕’门，乃硕民公表示不能忘记由吕四娘承继而来的本源之故。然而，吕门医一系至道光年间多与天地会党人结合，固然常布施针药、济贫扶困，却也因之而荒于研精究细，以致在术、道、学这三个层次上欠缺进一步的发现与发明。倘若只是由于此一缘故，吕门医和汪家医分流异途，互无扰犯，也就各行其是，原本无所谓高下优劣的竞争。然而，试图借助于帮会势力劫取汪家医所传《吕氏铜人簿》的行动一旦展开之后便从未稍戢。笔者不幸而成为此一恶毒行径的牺牲和见证。以下所述便是笔者亲身遭遇的一些迫害情事：

“笔者于一九六四年六月间曾订购当月二十日自台中飞台北之民用航空公司一六号班机机票，因临时访诊而未能及时登机，但是该机在起飞五分钟后突然爆炸坠毁，机上乘客四十八人、机员九人全数罹难，无一生还。”

抄录到这里，我必须先暂停一下，作一点补充—即使是在青年公园的一座凉亭里避雨的那天下午，当读到汪勋如所写的这个段落时，我也曾掩卷长思，惊叹良久。

因为我清楚地记得，那是一次非常严重的空难。空难发生当时，我才念小学一年级，正在兴奋地期待暑假，我老大哥忽然到家来，问家母知不知道出了什么大事，家母以为共产党包围打台湾了，吓得赶紧要收拾东西。老大哥又问：“叔叔呢？”家母早已飞快地往怀里揣上两个小便当包儿那么大的首饰盒子，匆匆答他：还在部里，打起仗他就回不来了。”我老大哥这才说没打仗，是有架飞机从天上掉下来了。接着他说了几个名字，我一个也不认得，直到当天晚上，第二、第三……以至不知道第多少天，收音机里随时都在播报那从天上掉下来的飞机里坐着一大堆刚参加过亚洲影展的重要人物—他们之中特别重要的一位叫陆运涛，是个“电影界的巨子”。当时的我并不理解：为什么锯子会有名字，也不知道陆运涛有多么了不起。而我老大哥所关心的则是一个叫龙芳的人，据说龙芳是我老大哥任职的电影公司的老板—如果后来我老大哥跟家父咬耳朵所说的没错（或者该说是我没听错）的话，那龙芳也是老漕帮的大光棍。家父答复他的话很简单：“管你自己分内的事罢，少说废话！”然后他们俩喝了一夜的五加皮。

过了很多年，有报章杂志重新翻炒过这个老案子，说这架飞机之所以忽然爆炸，其实别有隐情—那是大陆方面为了惩治像陆运涛这样一个坚决反共的电影界大亨而干下的勾当。这种猜测最后是否证实，我已经不复记忆，但是我一直记得我老大哥涨红了一张醉脸，赌天咒地地说：“这种事，除了天地会那些王八蛋，谁做得出来？”

窝在凉亭里忍受着不时隐隐然传来的尿骚味，我心头出现了这样几个疑惑：倘若那一架隶属于“民用航空公司”的一六号班机并非出于机械故障而爆炸失事，而确有人为引爆的嫌疑，则何以一直未见真相公布？如果的确是大陆间谍所为，那么公布出来，不正是提醒大家注意防范“匪谍”的最佳实例吗？假设我老大哥的判断为真，则“天地会那些王八蛋”为什么要对一堆电影公司的大老板们下手呢？再者，假设下手的对象仅应及于龙芳这老漕帮的光棍一人，而其余皆冤枉陪葬，为什么汪勋如会在他的著作的末章提到这件案子呢？显然，他在那则记载中暗示：他才是引爆那架班机的人原本想要置诸死地的目标。于是，我连忙展卷、继续读下去—

“这一次空难是一个全台湾瞩目的事件，也是一个真相湮灭不明、隐情覆没不彰的事件；因为在一般社会大众的心目之中，它是孤立的、偶发的，没有人会将之和其他曾经发生过的，以及未来将要发生的事件并合观察。不作这样的观察，便更难追讨出单一事件的原因。

“笔者之所以于本书一而再、再而三地指出：天地会在其发展过程中对汪家医从事迫害，且不断经由挑唆吕门医对汪家医进行斗争，其目的正是在揭发天地会党人不徒为损毁一部医道而制造了诸多毁灭性的灾难，同时更借由社会大众对于个别灾难的健忘而消匿其元凶大恶的本来面目。

“这些灾难都是历历可数、班班可考的。例言之，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七日，笔者于台北市馆前路所开设之‘河洛汉方针灸医院’忽然闯入强徒数名，翻箱倒箧，将院中一应设施悉数捣毁，但并未取走钱财分文。为首者是一姓名为‘罗德强’之男子，该男子于离去之前留下了一句恐吓言语：‘洪英光棍容不得汪家医在此生存！’然而在出言恐吓之后，此人不慎失落其任职于日本驻台机构警卫之职员证一枚。笔者立即报警处理。当日下午六时许，‘罗德强’又返回医院，意图夺回失落证件而与正在勘察现场之刑事警员发生冲突，力不能胜，躲入医院对面一幢十一层高的大厦之顶，与警方对峙十小时，最后在十一月八日清晨五时许刻意避开消防安全网而坠楼殒命。

“原拟深入追究此事首尾的检警人员于三日之后至医院告笔者曰：‘罗德强’既然已经自杀殒命，这宗毁损的案子便应宣告撤销。笔者坚辞不允，检警人员却告以：如果罗某背后并无主使人，则此案没什么好再追究的；若有主使人，也是你我追究不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