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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旧共和国与新君主国二（第1页）

意大利的农业

恺撒在首都的唯一目标固是用警察行动铲除明显的弊端，但要补救经济方面深沉的瓦解则更为困难。其最严重的地方前已提及——就是农业的消失与商业人口的不自然增加。读者当不致忘记意大利农业的败坏状况。虽然用尽种种办法来防止小农的消失，可是在这段时期，意大利不论任何地方——或许亚平宁诸山谷与阿布鲁奇诸山谷除外——农业都不再是主要经济。

至于农庄的经营，在前已述及的加图制度和由瓦罗所告知我们的制度之间，实已没有实质分别——除非是罗马城更为大幅度地走向城市化。“以前，”瓦罗说，“‘农庄上的谷仓’大于地主住宅；现在，相反的情形则经常可见。”在往日拉丁与意大利农民耕种的特拉契纳与巴亚岸边的图斯库姆与台布尔，现在兴起了罗马贵族的辉煌别墅，有些甚至大如一座城镇，别墅内有连绵的花园、沟渠、淡水与咸水池塘，以养殖河鱼与海鱼；有蜗牛与鼻涕虫养殖场，兔子、鹿与野猪的猎场，以及有鹤与孔雀在内的禽类。

但大城市的奢侈也增加了辛勤者的收入，比慈善事业更得以维系穷人的生活。贵族们的养禽场与养鱼池当然是十分昂贵的事业，其范围之大，往往一个鸽舍的鸽子可值十万塞斯特斯。制度化的繁殖与喂养下，鸟粪变成了农业的重要肥料。一个鸟贩可以一次供应五千欧洲田鸫，每个三迪纳里厄斯；一个养鱼者则可以一次供应两千鳗鱼；而鲁西乌斯·卢库卢斯所留下的鱼则卖得四万塞斯特斯。可以想见，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勤勉从事此类行业的人都可以在首都一本万利。这个时期的一个在法莱里附近的小养蜂者，只有一亩百里香的养蜂场，一年的蜂蜜却卖到一万塞斯特斯。

果树种植的竞争十分严重，以致优美的别墅里的大理石果廊常常变作了餐厅，用钱购得的水果往往充作自家的培植以向人展示。在这段时期，小亚细亚的樱桃与其他异域水果开始在意大利培植。拉丁姆和坎帕尼亚的蔬菜、玫瑰与紫罗兰产量丰富，圣道（ViaSacra）边的“少爷市场”供应的水果、蜂蜜与花冠，在首都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一般说来，园主制度中所采用的农庄经营法已经达到了极高的经济水平。列蒂河谷、富奇内湖周围的地区、利里斯和沃尔图诺河地区，实际上说，就是整个意大利中央地区，都处在最繁荣的情况中。甚至与奴隶耕种的农场有关的产业，都由聪明的地主接管，在良好的条件下，小店、纺织厂和砖厂都在农庄上建立起来。意大利产的酒与油不但供应意大利市场，而且也有相当数量的输出。

这个时期的一篇简朴的专业论文，把意大利比之于一片大果园；一个那时的诗人则说他那美丽的乡土是一片灌溉良好的草地，谷物累累，山丘长遍了葡萄藤，而那地上的“饰物”则以种种的笑靥呈现，将片片花圃抱在怀中。这样的描绘显然是诗人日日所见的景象，而这景象正使我们可以缅怀托斯卡纳与“劳动之地”[1]各地区的盛况。

前已述及，畜牧业总是在意大利南部及东南部特别兴旺，但在这段时期一般说来却在退步；可是农业的兴盛也把它向前带动了一些。育种的改良用了很大的心血，为育种而用的驴可以使业者获得六万、十万甚至四十万塞斯特斯的进款。这段时期的意大利农牧业，在业主用心而资本许可的状态下，比旧制度下的小农所可能达到的成果好得太多。农牧业甚至越出了意大利的地域之外，因为意大利农业家也到各行省去养牛，甚至开垦大片土地。

钱庄

与在小农的废墟上繁荣起来的农庄并行的是私人钱庄，由于意大利商人与犹太人在各行省与保护国互相竞争，钱庄大兴。然而为了说明那时所有的资本如何都流向罗马，只用一个例子即足：当时在罗马的钱币市场上，利息定规是六分——而这比古代任何地方都便宜半分。

社会失序

这是一个以土地与商业的大量资本与投机为基础所产生的经济体系，从这个体系中产生了最可怕的贫富不均。“百万富豪与乞丐的国家”这个常见的贬词，用在共和国末期的罗马再适当不过。奴隶制度国的金科玉律乃是，“靠奴隶生活的富人必然是高贵的，靠自力的劳力生活的必定是低贱的”；这种原则在那时的罗马，不论是公私交谊上都是守得最严的。那时的罗马没有我们现在所谓的中产阶级，因为在一个那样充分开发了的奴隶国中，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阶级存在。表面上看似中产阶级的分子，实际上是那些有钱的商人和地主，他们也许是太没有文化，也许是文化太高了，因此留在他们自己的生活圈中，漠然于公共生活。商人阶层里——这一层人不少是解放的奴隶和其他的暴发户，他们死命地想要扮演有教养的样子——有教养的却没有几个。

这个形态的典型是提图斯·彭波尼乌斯，此人是这个时期的文件中常常提及的一个人。他因在意大利和伊庇鲁斯的农庄经营，在意大利、希腊、马其顿和小亚细亚的金币交易而致富。但他只做商人，拒绝加入公职，拒绝与国家做金融交易。他既避免贪婪小气，也避免那个时期流行的沉重浪费（例如，他的餐费每天只用一百塞斯特斯），他自自在在地享受着乡间与城市的两种生活的美好，跟罗马与希腊的上流社会交往，并享尽种种文学与艺术的乐趣。

人数更多、地位更巩固的是老式的意大利地主。当时的文学为我们留下一个这样的农村贵人的素描。此人名塞克斯图斯·罗斯西乌斯，公元前81年于剥夺公权时被杀。他的财富计约六十万塞斯特斯，主要投资于十三片农庄；他亲自有计划、热心地治理；他极少至罗马，甚至可能一次未曾去过，而当他去的时候，跟元老院那些讲讲究究的贵人们比起来，他那拙笨的样子，就像他粗鄙的奴隶们跟城中有模有样的家奴们比起来相似。这些乡村贵人和他们的乡居家室，严谨地守着他们祖先的规律，也沿用祖先纯粹而高贵的语言；这是城中的贵人与商人远瞠其后的。

地主阶级被认为是国族的精英。想飞黄腾达的投机者，想获取最终的名望者，都千方百计地买下一块农庄，即使自求不到乡绅的地位，也设法让他的儿子取得。凡有大的政治运动，凡有新的文学动向时，我们都可以见到这个地主阶级所留下的痕迹。对新君主制度的反对，地主阶级贡献出最大的力量；瓦罗、卢克莱修和卡图鲁斯出身于这个阶级；而地主生活相当的鲜活性在西塞罗的著述《论法律》第二卷关于阿尔皮努[2]的优美导论中，显示得最为清楚——这是那既空洞又多产的西塞罗所制造的可怕大沙漠中的一片绿洲。

穷人

但是若与乞丐和贵族——这是社会的主调——相比，有教养的商人阶级和朝气蓬勃的地主阶级则相形见绌。这段时期贫富人口的比例我们没有数据可以确定，但我们可以再度引证早此五十年一个罗马政治家所说的话。他说，罗马公民中，真正富裕的家庭不超过两千。自那时以后，罗马公民的人口有所改变，但从明显的证据可以看出其贫富人口的比例顶多没有变得更大而已。从谷物配给和从军的情况看来，大众的贫穷是太明显了。而富者益富则可由当时的一个作家之言得证。他说，在马略时期，“依照当时的标准而言，一片两百万塞斯特斯的农庄算得上是财富”；而从个人财富的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出前述的说法是正确的。巨富鲁西乌斯·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向两万士兵许下诺言，从他的私产中给每人四英亩地。庞培的农庄值七千万塞斯特斯，演员伊索普斯的农庄值两千万。富中之富马库斯·克拉苏，在事业之初财产七百万塞斯特斯，最后，在除去大笔花销之后，仍有一亿七千万。

这样的贫富极端，对贫者与富者都造成了经济上与道德上的溃乱，两者外形上固然不同，但溃乱的实质则一。若说一般人是由国家的救助才免于饥饿，那是由于他们首先沉沦于乞丐的懒惰和快活（当然，国家的救助也正助长了他们的懒惰）。罗马的平民喜欢看戏而不喜欢工作，酒家与妓院的生意极为兴隆，以致政治煽动家们特别喜欢争取这种行业的老板。

斗剑比赛是古代道德败坏的表征与豢养者，可以令演出者大赚其钱。到了这时，又有可怕的新花样出现，就是战败的斗剑者之生死不是依决斗法而定，也不是依胜者的好恶而定，却是依观众的任性而定；胜者视观众所发的信号而饶赦匍匐在他面前的败者，或将之一剑戳穿。这种打斗的行业如此兴盛，或说，自由的价值已如此陨落，以至于这个时代在战场上普遍缺乏的勇武却在竞技场中盛行。在竞技场上，规章要求斗剑者被刺杀时默不哼声，不得闪避。事实上，自由人常常将自己卖作斗剑奴隶，以求食宿。公元前三世纪的平民也遭到匮乏与饥荒，但他们并没有出卖他们的自由；而那时的法学家也不将那斗剑士的卖身契视为合法：“在规章要求下，任其自身被枷锁，鞭笞，烧或杀而不做反对。”

贵族

在贵族社会中这种事倒未发生，但从根底上言，却几乎没什么不同，甚至更坏。在怠惰方面，贵族们放肆地向无产阶级挑战：无产阶级在人行道上横躺竖卧，贵族则在床上睡到日正当中。奢侈既无限又无味。在政治上大手挥霍，在戏院里也是，而两者的腐败当然可以相提并论。执政官的职位是用高得不可置信价格买得的——公元前54年，仅第一选举区就用了一千万塞斯特斯。有教养的人对戏剧的兴趣则完全被装潢狂所破坏。

罗马的房租比乡城的普通高四倍，而首都的一栋房子曾以一千五百万塞斯特斯的价格卖出过。马库斯·雷比达（公元前78年的执政官）的房子，在苏拉死时是罗马最好的，但一个世代之后，却连第一百名都算不上。乡村别墅的华贵我们已经提过，其中一座售价四百万塞斯特斯，主要原因是由于鱼池。现在，一个时髦的大人物至少要有两座别墅，其一在首都附近的萨宾或阿尔巴山区，其二在坎帕尼亚浴场附近；而最好是在罗马城外近处还有一片花园。比这些华宫更没道理的是宫殿式的坟墓，其中有几座到现在还存留，可以证明罗马富翁为了死得时髦，动用了多少石块。

犬马大行其道，一匹为了显给人家看的马购价两万四千塞斯特斯是稀松平常之事。有钱人也醉心于精美的家具，例如非洲柏树做的桌子可以价值百万塞斯特斯；醉心于紫衣料或透明的薄纱（演说家霍腾修斯为了他的一个同事有一次在群众中揉皱了他的衣服而跟他兴讼，要他赔偿损失）；醉心于宝石与珍珠——这些东西于此时期首次取代了那更优美更艺术的金饰。当庞培战胜米特拉达悌时，胜利者的肖像全用珍珠镶拼，而餐厅里的沙发与架子则镶银，甚至厨器都用银造；而这些，那时已算落伍了。

旅行的奢侈也不乏其例。西塞罗在提到西西里总督时写道：“总督旅行当然不是在冬季，而是在初春——不是历书上的春天，而是玫瑰初放的季节——他按照比提尼亚王的习惯，坐在八抬大轿里，坐垫是马耳他的薄纱包着的玫瑰叶，头上一个花圈，颈上一个花圈，鼻侧放一个网眼细麻布的小袋子，里面装以玫瑰；甚至连卧室，他都是这样被人抬着去。”

餐桌

但最为奢侈的莫过于最为粗俗之处——餐桌。别墅生活的整个安排就是围着餐桌在转。不仅冬夏有不同的餐室，而且画廊、水果廊、鸟舍或鹿园中所搭起的平台都可以当作欢宴之处；预先请好的“俄耳甫斯”穿着戏装出现了，吹起了嘹亮的华丽喇叭乐段，训练纯熟的鹿和野猪集合了。这些都是细心的装潢，但实质却不因此而或忘。不仅厨子是烹调的好手，而且主人也常扮演厨师的导师。烤肉老早已被鱼类与牡蛎盖过了，但现在，意大利的河鱼则已在像样的餐桌上见不得人；意大利的酒与珍品几乎已经成为低俗的象征。即使在一般的宴席上，除了意大利的法莱里之外，还得再添三种外国酒——西西里的、莱斯博斯岛的与开俄斯岛的；而只不过一个世代以前，即使在大宴会上，除了法莱里外，顶多再供一巡希腊酒就已足够。在演说家霍腾修斯的地窖中，有一万坛外国酒，每坛三十三夸脱，意大利的酿酒者抱怨希腊群岛的竞争也就无怪了。

没有任何自然学家搜寻海陆的新物种像当时那些吃家们那般热心的。客人宴会后服一剂催吐剂，已属平常之事，因为还有许许多多的宴会在等着他。淫乐已变成那么时髦、那么有系统的事，以致产生了这一行的教授，以教授贵族青年们如何过这种罪恶的生活为生。

债务

这类乱七八糟的花样繁多无聊，我们用不着细说，何况那缺少原创力的罗马人充其量也不过把希腊、亚洲的奢侈弄得夸张一些，做做愚蠢的翻版而已。但克洛诺斯固然会吞食自已的孩子，普洛托斯[3]也会。这种无聊的时髦的竞争如此的哄抬物价，以致随流同俗者眼看着自己的广大农庄化为乌有，而即使那些只不过加入最必需的行列的人士，也发现他们继承的祖产从根坍毁。贵族家庭的毁灭，最常见的原因是执政官的竞选，但声色犬马，庞大的建筑，以及种种淫乐的追求，也同样令人倾家荡产。

这个时代的大笔财富只有更大笔的借贷足堪相比。公元前62年左右，恺撒在抵债之后，剩下的债务仍有两千五百万塞斯特斯。马库斯·安东尼乌斯，二十四岁时债款六百万塞斯特斯，十四年后则增至四千万。库里奥债款六千万，米罗七千万。罗马贵族世界的奢华习惯之专靠借贷维持，可以由一件事实显示出来：数个执政官竞选人为了借贷，使得月利从四分突然跳至八分。宣布无偿还能力本可使债权人适时聚会，至少可以清账，但债务人则往往不肯宣布而尽可能拖延。他不肯变卖自己的产业，尤其是田产，却继续借债，装出富有的样子，一直到垮台垮得更惨的时候，其情况就像米罗的例子一样，结果是债权人只能得了百分之四。

在这种从富有到倾家荡产的快速转变中，在这种一贯性的挥霍中，获利最多的当然是那冷静的放债者，他们懂得何时该放，何时该拒绝。如此，债务人与债权人的关系几乎回到公元前三世纪社会危机最严重时期的情况。债务人对债权人有两种可能的态度：一是卑躬屈膝，惟命是从，甚至在元老院中都得看债主的颜色而发言与表决；另一种则为财产而宣战，以此威胁债权人，用阴谋或内战来铲除他们。辛纳的叛变由此而起，喀提林、科利乌斯与多拉贝拉的起兵更是由此而起，这跟一个世纪之前希腊世界中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的战争十分相似。在这样腐败的经济状态下，每一个金融的或政治的危机都可能造成可怕的混乱，乃是意料中事。在内战中常会发生的现象，我们更几乎不用提了，例如资本的抽逃，土地的突然贬值，无以数计的破产和普遍的债务无力偿还现象；这些，是和在社会战争及米特拉达悌战争中一样必然出现的。

不道德

在这种情况下，道德与家庭生活被社会各阶层视为过时之物。穷，不仅是最难堪的耻辱，而且是唯一的罪恶。为了钱，政治家可以卖国，公民可以卖身。官职与法官的表决权都可以用钱购得，而高贵的女人也可以像一般妓女一样为钱献身。假证与伪誓如此普遍，以致当时一位名诗人曾说他那时代的人发誓是为了“搪债”。诚实被忘得如此干净，以致拒绝贿赂不被当做正直，却被当做有意跟行贿者为难。有史以来世界各地的罪行没有比罗马更想入非非，更可怕，更变态的——奥鲁斯·科伦提乌斯的审讯便暴露了意大利一个乡镇最高贵的家族中此种罪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