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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第1页）

个系统的不同部分之间相互作用的定性性质，以及由此决定的整个系统总体的运动状态”，把工程控制论定义为“研究控制论这门科学中能够直接用在控制系统工程设计的那些部分”。

花费了三年时间，钱学森把他对于工程控制论的见解，用英文写成30多万字的《工程控制论》。1954年，署名“Tsien，　”的《Engineering　Cybernetics》（即《工程控制论》），由美国McGraw　Hill出版社出版。

这是一部开创性的、奠基性的著作，引起了各国科学家的关注。1956年苏联出俄文版《ТЕХНИЧЕСКАЯ　　КИБЕРНЕТИКА》，1957年*德国出德文版《Technische　Kybernetik》，1958年中国出中文版。这部著作获1956年度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57年国际自动控制联合会（IFAC）第一届理事会推举钱学森为首届理事长。1980年，钱学森又与宋健等人共同完成了中文修订版。

钱学森崭新的研究成果表明，他不仅是一流的导弹专家，而且一旦转向其他领域的研究，他依然是一流的科学家。

《工程控制论》是钱学森在被监控之下完成的学术专著。欲归不能，钱学森处于漫长而痛苦的等待中。钱学森不知道这样等待的日子，何年何月方能结束。

中美在日内瓦的较量

就在钱学森埋头于工程控制论研究的时候，中美之间的博弈在激烈地进行着……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军打着联合国的招牌进军朝鲜，中国则派出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军朝鲜。虽然中美双方是在“志愿军”和“联合国军”的名义下交战，实际上中美两国成了敌对的交战国，中美关系紧张到了极点。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美国逮捕了钱学森。

1953年7月27日，随着《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字，标志着历时3年的朝鲜战争终于结束。这时，中美关系虽然还是那样的僵冷，毕竟交战已经中止。

1954年4月，美、英、法、中、苏五国外长在日内瓦举行会议，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以及恢复印度*和平问题。以周恩来总理兼外长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来到日内瓦，出席会议，象征着新中国首次以五大国的地位和身份出现在世界上。在会场，中美两国代表相遇时，冷漠而又尴尬，没有握手，没有寒暄，甚至连点一下头都没有，彼此都把对方视为陌路人。

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没有外交关系，但是与英国有外交关系。曾任英国驻新中国的第一任代办的杜维廉（Humphrey　Trevelyan）出面居中斡旋。美国通过杜维廉向中方表示，希望解决在华被拘留的美方人员返回美国的问题。这批在华被拘留的美方人员之中，有侵犯中国领空而被中国政府拘禁的美国飞行员等军事人员，还有一批在中国被捕的美国间谍，仅1954年11月23日经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军事审判庭依法作出判决的美国间谍就有13人。当时中国也有一批像钱学森这样的科学家以及留学生被扣在美国，无法回国。中美双方都希望解决彼此的被扣押人员。

周恩来认为应利用时机，开辟同美国直接接触的渠道。于是，6月5日中美代表在日内瓦联合国大厦进行了首次直接接触。中方代表为中国代表团秘书长、中国驻波兰大使王炳南，美方代表为美国代表团秘书长、副国务卿、美国驻捷克大使尤·阿·约翰逊，虽然第一次会谈只有15分钟，但毕竟是中美这两个互不承认、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举行的大使级会谈，成为世界外交史上的创举。

王炳南有着不凡的经历，他曾经留学日本、德国。1936年，在西安事变中协助周恩来做了诸多*工作。此后，在1945年的重庆谈判中，由于王炳南在国统区人头极熟，所以毛泽东在重庆期间特地请他担任秘书。新中国诞生后，王炳南担任政务院外交部办公厅主任、部长助理，成为周恩来的得力外交助手。

有一就有二。从6月5日起，至6月21日，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中美代表就侨民和留学生问题进行了四次接触。

日内瓦会议结束以后，这种接触改为双方驻日内瓦领事会谈，从1954年7月29日至1955年7月15日，双方领事共举行了11次会谈。

1955年7月13日，美国政府通过英国政府向中国政府建议举行大使级会谈。中国政府表示同意。双方派出的代表是老对手，王炳南和约翰逊。

1955年7月25日，中国外交部成立了一个中美会谈指导小组，由周恩来直接领导。

1955年8月1日下午4时，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联合国大厦举行。

会谈一开始，王炳南就宣布：“大使先生，在我们开始讨论之前，我奉命通知你下述消息：中国政府在7月31日按照中国的法律程序，决定提前释放阿诺德等11名在朝鲜战争期间俘获的美国飞行人员。他们已经在7月31日离开北京，估计在8月4日可以到达香港。我希望，中国政府所采取的这个措施，将对我们的会谈起到有利的影响。”

约翰逊当即向王炳南表示谢意。接着双方先商谈了会谈议程，一是双方侨民遣返问题，二是有争执的其他实际问题。

8月2日，第二次中美大使级会谈继续举行。

这一回，约翰逊首先发言：“美国人民关心中国继续拘留的美国人，其中大部分关在监狱里，有的得不到出境许可。现在还有36位美国平民被拘，此事影响美国人民及政府对中国的态度。”约翰逊随即把36人名单交给王炳南。

王炳南则针锋相对地指出，在美国的中国侨民，绝大多数的家属都在中国大陆。由于美国政府的限制，他们不能自由回返他们的祖国，无法回到他们自己的家庭。这个问题不仅是他们所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一向极为关切的问题。

约翰逊当场否认。他宣称，美国政府在1955年4月就取消了扣留中国学者的法令，允许他们来去自由。

这时，王炳南大使当场揭穿约翰逊的谎言：“请问大使先生，既然美国政府早在今年4月间就取消了扣留中国留学生的法令，为什么中国科学家钱学森博士还在6月15日写信给中国政府请求帮助回国呢？显然，中国留学生要求回国依然遭受美方的种种阻拦。据回国同学报告，钱学森被禁止离开他所在市界。”

王炳南大使同时还出示了钱学森的一封亲笔信。

约翰逊看了钱学森的亲笔信，无言以对，表示马上向美国政府转达。

8月8日，中美大使举行第四次会谈。

约翰逊告诉王炳南说，8月4日，在他们举行第三次会谈的时候，美国移民归化局就已签署同意钱学森离开美国并于8月5日通知到了钱学森本人。也就是说，在8月2日王炳南向约翰逊亮出钱学森的亲笔信两天后，美国政府就被迫同意钱学森回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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躲过特工寄出至关重要的信（1）

王炳南大使手中的钱学森亲笔信，成为钱学森能够回国的关键性文件。

远在美国，处于软禁之中的钱学森，是怎么寄出那封请求中国政府帮助他回国的信呢？

1955年5月，钱学森无意中在送来的菜篮底垫着的一张中文画报上，看到了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主持庆祝五一劳动节典礼的报道。突然，在长长的观礼者的名单中，有一个熟悉的名字闯进钱学森的眼帘——陈叔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