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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尊严乃利益(2)
1973年,卡斯特罗在抓国内的生产建设和其他领域的工作时,继续致力于外交工作。他先后访问了波兰、罗马尼亚、苏联等国,但波兰政府对他表示了不友好的态度。在苏联,他签订了5个经济协议,有效期为1973年至1985年。根据协议苏联将向古巴提供新贷款,并将现有债务延长至13年,而且以古巴产品来偿还。
1973年9月,卡斯特罗积极参与和推动不结盟运动,并第一次出席在阿尔及尔举行的不结盟运动大会。当他在会上发表讲话时,大厅里的灯光突然熄灭,立即引起一片骚乱。这时,作为东道主的阿尔及利亚总统胡阿里·布迈丁请他坐到自己身边,以防有人实施暗杀。
不结盟协调委员会由15个成员国组成。在会上有些人认为不结盟运动不应只主张反帝,但“第三种”力量强烈谴责左的和右的、美国的和苏联的帝国主义。然而,利比亚政府领导人卡扎菲却代表“第二种”力量,他在会上严厉批评了古巴政策。卡斯特罗没有与其争论。但是,在会议期间,卡斯特罗猛烈谴责了巴西当局。巴西代表提出反驳要求,但遭到会议的阻止,因为巴西代表的身份是观察员。
9月11日,卡斯特罗发言时对上述问题进行反驳。但是,阿尔及利亚总统布迈丁为避免冲突升级,要求翻译将他的发言译成温和的讲话。随后,他讲到了团结的问题,并对此提出说:“团结,只有团结才能使我们在世界巨大的人类群体中占据一席之地……才能给我们力量以迎战25年后达到60亿人口时所面临的粮食、经济、社会和人口的巨大问题……才使我们有可能参加更适应未来的科学技术革命……舍此,我们的自然资源将在单纯消费社会中消耗殆尽,我们将被缺乏文明的未来所抛弃……这里就是立足点。若在目前形势下,在拉美大家庭中无法建立自己的地区组织……那就更不可能谈及老的美洲国家组织内的团结,也没有这样做的必要。”
当天,卡斯特罗得知了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动支持下,智利发生了军事政变,并推翻阿连德政府,将智利的社会主义扼杀在萌芽状态。他为此感到十分痛惜和愤怒,于是积极在古巴收容了几百名智利流亡者。
1973年9月中、下旬,卡斯特罗出访越南,参加庆祝民族解放阵线在越美战争中取得的伟大胜利。胡志明亲切接待了这个西半球的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有关他在越南访问的一些情形,据一个越南人对此回忆说:“……季节末的风扬起迷漫的沙尘,但菲德尔好像在等待某人;烈日下,他站在古老堡垒旁的一座住宅前。”
那个越南人继续回忆说:“……当我乘坐的汽车停在他身边时,菲德尔拉住我的手臂,他那有力的手将我带进住宅。他的一只手把我揽在怀中,另一只慈祥地抚摸着我的头,像在抚摸他的儿子……当他摸到我截肢的肘部时,他的手更紧地抱住我的身体……我的面部、我的眼睛、我的脸颊,使我再也无法分辨他那遮盖我湿润眼睛的浓密的、硬硬的胡子……”
因战争致残的越南人还回忆说:“菲德尔哭了。他不安地、激动地把我的头贴在他的肩上,我也哭了……当得知他是古巴人民爱戴的、尊敬的领袖、第一个访问广治解放区的国家元首时,我对他的敬慕又增添了许多、许多。”
由此可见,越南民众对他怀着深深的敬爱之情。
这时,古巴由于得到苏联的大力支持,经济的发展得到了根本好转。来自美国的消息说,苏联每天在商品和贷款方面花在古巴这个伙伴身上的钱不少于100万美元。根据协议,苏联以每吨5000美元的价格购买古巴的镍,这是国际平均价的两倍。与此同时,苏联还再次提高了原已高于国际市场的糖价。另外,如果油价上涨,糖价也随之提高。
除上述之外,古巴的社会有了很大进步,生活条件和人口素质均得到了提高,而世界卫生组织对拉美制定的下个10年的目标古巴已经达到。如小儿麻痹发病率:零;疟病:零。慢性病得到控制,并逐年下降。
在科学方面也有了较大发展,如相继建立了科学研究院、核物理研究院、全国科学考察中心等机构,并取得了一系列可喜的研究成果。另外,在遗传领域也取得了重要成果,由此推动了农牧业发展。
文化艺术得到前所未有的繁荣,书籍发行量每年可达3000余万册,平均每人拥有5本书。另外,芭蕾、舞蹈、造型艺术和音乐也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并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作曲家和演奏家。同时,还设立了各种文化艺术奖,其中“美洲之家”文学奖载入拉美年鉴。
由此可见,古巴已迈进一个新时代,是一个继往开来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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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美国既谈又斗(1)
由于卡斯特罗在外交上积极开创新局面,使古巴在国际上的地位发生了新变化。
进入70年代以来,卡斯特罗放弃了以前对拉美革命问题上的一系列主张,接受了苏联和一些拉美共产党关于拉美走向社会主义的“非游击中心”道路,由六十年代积极以人力和物力支持拉美革命的做法变为主要是道义上的支持,先后与拉美十几个国家恢复了外交和外贸关系,改变了古巴与西半球国家隔绝的状态。
这时,美国发生了著名的“水门事件”,这注定了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倒台。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些部门开始寻找摆脱庇护古巴流亡分子的办法。与此同时,反卡斯特罗组织内部也发生了分裂,甚至相互倾轧,他们袭击美国的建筑物,完全改变了原来反卡斯特罗的目的。由此可见,因国际形势发生的变化,出现了有利于古巴发展的新格局。
在美国,无论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均认为美国对古巴政策不符合时代潮流,是失败的。早在1973年7月间,共和党人向尼克松政府提交了一份“与古巴缓和”的报告,并建议考虑与卡斯特罗关系正常化。另外,参议员约翰·斯皮克曼、威廉·弗布莱特和一些有名的企业家,都对由于封锁而禁止与第三国进行贸易表示反对。
此时,卡斯特罗成了美国国会议员、特派记者和有影响人物包围的对象,他们希望他透露有关与美国谈判的内容和条件,但他始终没有正面回答这些问题。不过,当有人说古巴缺乏人权时,他强调说人权在古巴得到更大保护,因为有着优越的社会性。在有人问到古巴###的数量时,他回答说约有3000名,但1961年入侵猪湾前几天的人数是15000名。
由于美国国内主张与古巴修好的呼声越来越高涨,美国政府决定首先解决10年悬而未决的问题,即劫持飞机和与非法移民有关的加勒比船只运输问题。经过谈判,于1973年2月两国达成“空中和海上强盗行径”的联防协议,这为开辟古美外交关系迈出了极为重要的一步。对于此前的一些情形,卡斯特罗日后说:“开始他们盗窃飞机、直升机,向每个驾机逃离古巴的我们空军驾驶员奖励10万美元。……有时,美国中央情报局邪恶的发明失控了,美国自食其果……于是,由于各种原因,有政治性的,也有普通罪犯或精神失常者,他们劫持飞机,飞到古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