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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0年，日本外务省根据佐田白茅等人提出的报告和建议，拟定了《对朝鲜政策三条》，内称：“虽有借朝鲜拒收国书之无礼挑起战端的主张，但我国尚未派遣敕使，原本是由甘于屈辱谬例的对州藩代为转达的，难以立刻构成开战”的理由。因此，必须：变对方拒收国书为良机，暂时断绝于朝鲜的往来，待对州的谬例自然消失，我国国力一经充实，断然着手；派木户孝允从三位为正使，宗氏为副使，率军舰两艘前往朝鲜，责其摈斥我照会王政一新之罪，并交涉开港开市，签订往来自由的条约，如若朝鲜不从，即断然讨伐；与清政府订约，一经清日平等，朝鲜自然退居下位。然后，途经朝鲜王城，迫使朝鲜接受不平等条约。

明治政府所要追求的政策目标是，既要利用朝鲜要求日本修改国书文字的时机，单方面中断与对方的传统联系，又要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通过与中国定约，使日本处于与中国比肩同等的地位，造成即使出现与朝鲜“议论和战局面”，也因中日已建立“通信”关系，中国不能像壬辰战争，明朝军队援助朝鲜那样容易行事。

外务省的《三条》，实际上先后被明治政府采纳。同一时期，日本右大臣岩仓在其《朝鲜论稿》中，着重强调朝鲜的战略地位，阐述“征韩”与日本大陆政策的关系，指出：“然朝鲜之事，仍北连满洲，西接鞑清之地。若绥服之，实乃皇国保全之基础，将来万国经略进取之基本”；主张对朝鲜“宽猛恩威并施”，避“大战”而使其“屈服”。

日本为使取得与中国同等的国际地位以压制朝鲜，于1871年7月派议约专使与中国全权大臣李鸿章在天津谈判。9月，中日两国政府签订的《修好条规》和《通商章检海关税则》是一种类似互助、平等的条约，这对推行日本的朝鲜政策来说，已经达到目的。在国内，是年7月，明治政府发出“废藩置县”的命令，彻底消除了诸侯的封建领地及领主权力，名副其实地使日本成了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看守政府在推行内政改革的同时，加紧侵略朝鲜和中国台湾的准备。1872年，日本兵部省改建为陆军省和海军省，颁布征兵令，着手建立近代化的常备军。这样，到是年岁末，明治新政府已基本上奠定了统治日本列岛的基础。在他们看来，除所谓中国清政府与朝鲜的“宗属”关系的现状尚待清政府澄清外，似乎已大体完成了“征韩”的准备，所余的就是制造“断然讨伐”的口实了。

明成皇后7（2）

1872年初，日本政府收回了对州藩代理中央政府办理朝鲜外交的特权，外务省派森山茂抵达草梁倭馆，并连续制造事件，肆意挑衅。同年5月，居然在倭馆拘留朝鲜差备官；5月下旬，连同倭馆差使在内的54名日本人犯起禁界，闯进东莱府，制造了持续十数日的“拦出”事件。但是大院君政府对日本颇为容忍，边境军民也在耐心等待世态的平息。

是年9月，日本政府派外务大丞花房义质步兵两小队，乘两艘军舰抵达釜山，以日本外务

省名义单方面强行“接受”草梁倭馆。至此，原来纯属朝鲜政府接待、安置对马藩商人、便利朝日贸易的倭馆，竟被更名为直属日本政府的“大日本公馆”，成了日本对朝鲜从事政治、经济和军事侵略的据点。日本陆军甚至派遣间谍，着白色林衣，戴韩帽，从釜山行至东莱，打探朝鲜局势。

接着，日本政府根据太政官的命令，于10月，一方面单方中止了两国间的传统贸易关系，废了岁遣船，另一方面公然宣布对进出朝鲜的货物一律免税，公开鼓励对朝鲜进行走私贸易，想用商品这尊大炮轰开紧闭的朝鲜大门。对于日本的挑衅和军事威胁，大院君采取强硬态度，更不承认花房义质的身份，明确表示，倭使乘军舰而来，不能予以理会。于是，花房无可奈树，滞留数月后，只好无功而归。

进入1873年，朝日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是年春，日本商人的走私活动更趋猖獗，众多无照商船频繁出入于釜山港，甚至连东京的政商三井组也在釜山进行大宗走私贸易。大院君政府对日本的强盗行径针锋相对。同年5月，朝鲜军队开始在使馆附近海岸巡逻，取缔不法行为，撤供撤市。5月末，日本政府举行间议讨论对东莱府撤市停供的对策。太政人臣三条认为这是对日本的“凌虐”，有损日本国威，也事关国耻，力主出兵讨韩。由于某些不确定因素，当时并未出兵。至是年夏秋之交，看守内阁已倾向征韩时机成熟。陆军大将、参议、近卫都督西乡隆盛致函太政大臣，信中说：“维新以来，阁下着手于朝鲜之事，已五六年于兹……今彼至于骄夸侮慢，尽变其始，此而日事因循，不加裁制，有蒙天下之嘲笑者乎。……苟断然差遣使节，则彼之曲，自可分明”。西乡主张先行“差遣使节”抵达朝鲜，假定日本使节遭到蔑视和加害，即可在国内煽动起征韩舆论，做到侵略朝鲜师出有名。所以，他决意充任使节，牺牲一身，以肇战端。

8月，日本看守政府已决定派西乡为“遣韩大使”，并得到天皇认可。但因以右大臣岩仓为首的外访使节团尚未回国，决心暂不宣告。等到岩仓一行回到东京之后，内阁连续会议，

“内治派”认为征韩为时尚早，“征韩派”执意征讨朝鲜。两派相持不下，意见不得统一。在两派政治斗争之中，“征韩派”中计，被天皇赶出政府，是为日本历史上的“十月政变”。

但是日本征韩的决心并未改变。“内治派”反对立刻征韩，主要怕士民生变、外债起无偿还之术、维新之前效将废、金货外流、鹬蚌相持俄必渔利、国权无以收复、英国乘机干涉等等。“内治派”对待朝鲜的态度是：应该用兵征讨，但是应先顾及到国内的环境，事情要分清先后缓急。在日本国力未进于文明，治效未趋于富强之前，不可举兵，要先安抚人民，积蓄力量，然后“徐徐以谋二国（中国、朝鲜）”。

“征韩论”在日本密云不雨，当时复杂的国际背景也都将日本推向了“征韩”的前线。欧美各国在东亚扩张有两大忧虑，一是担心中国、朝鲜和日本实现三国联合对抗西方侵略；二是对朝鲜的锁国政策束手无策。因此，它们竭力离间三国之间的关系，诱使日本作它们侵略朝鲜的工具。

怂恿日本侵略朝鲜最卖力的是美国。“辛末洋扰”后，美国国务卿菲什就打算唆使和利用日本的侵略势力来推进美国的远东政策。1872年他在给美驻日公使德隆的训示中说：“为了影响日本政府与中国交往的进程，引导日本尽可能地与中国的排外政策相脱离，使其采取与列强自由贸易、交往的进步政策是可取的”。前美国驻厦门领事退役将军李仙得，经德隆推荐，受聘为日本外务省顾问。他的主张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日本政府。李仙得的方针是，日本应取朝鲜以制辽东，占台湾以制中国，如此便环中国而成半圆形，借以抵制俄国压迫远东之势。

英国也挑动日本“征韩”。1872年，英国的一份杂志就刊载了一封伪造的大院君政府致日本国政府的国书，其中说：“贵国视西洋夷狄乃伟大民族，吾朝鲜虽属小国，但敢致函贵国称西洋夷狄为禽兽也……吾人期望贵国联合诸夷向我国派遣海防大军。……贵国之谢罪，全无裨益。唯一的选择就是血战一场——牺牲日本全部武士，迫使贵国屈服”。企图利用这份伪造的文书挑拨朝日关系。倒了1874年，英国公使馆人员鼓励日本首先侵略朝鲜时表示，日本开始征讨朝鲜是上策，我英国将给予协助。

俄国虽对朝鲜早有野心，但为了假日本之手敲开朝鲜大门，也支持日本染指朝鲜。1873年，俄驻日公使曾表示，即使万一日本对朝鲜举行征伐，俄国决不打算对此进行干涉。

正是由于有了西方列强的煽动、怂恿和支持，日本的侵略势力的气焰才会越发嚣张，才敢于将“征韩论”付诸实践。

明成皇后7（3）

在大院君强硬应对日本不断的骚扰，并企图在国内扭转自己颓势之时，高宗十年（1873年）夏，由朝日摩擦衍生出来的，关于日本即将发动武装入侵的传说，在朝鲜朝野引起强烈反响。民间舆论倾向于认为，是大院君刚愎自用和对待日本的强硬态度，招致了战争。

早就策划篡夺大院君政权的闵妃一派，巧妙地利用这一时机，大肆渲染人们对大院君“斥倭”政策产生的疑虑，动员各种舆论，向大院君政府的内外政策发动全面进攻。

是年六月，在闵妃集团的授意下，馆学儒生李世愚就大院君的“尊称问题”，向高宗上疏。其奏摺内容大致如下：

……国太公兴宣大院君身为国家的元老，在过去十年间，尽心辅佐圣上，广布国家威信，成功的抵御无数外来侵略，弭平各地动乱，此种功绩实将名垂青史。然而，国太公年事已高，身心俱为疲惫，为妥善照料之故，从今而后，圣上尊称国太公为大老，并使其告老休养，似为至佳之举，特此禀告圣上。

奏摺的内容到处充满着对大院君的忠心，说“国太公”或是“大院府大监”等称号，已经不足以表达对大院君的尊敬，所以建议尊称大院君为“大老”。

李世愚一呈上奏摺，高宗即向满朝文武公布奏摺的内容。文武两班心知这是将大院君赶出摄政之位的前奏，但奏摺之中没有任何一句话表达出不敬之意，大院君党羽无法反驳。加上右议政李维元早就与闵妃集团互通声息，所以宣读完奏折之后，李维元马上磕头上禀：

“启禀皇上，臣认为奏摺的内容非常正确。国太公的功绩将名垂青史，所以在尊称为‘大老’

的同时，并使其从此告老休养，实为应得的礼遇。王上应嘉许李世愚，并准其所奏”。

躲在屏风后面偷听朝会的闵妃，对李维元的言辞非常满意，会心地点了点头。

按照早就安排好的程序，于是高宗说：

“准其所奏，将奏摺向天下广为公布，从今天起，尊称国太公为‘大老’，诸位爱卿没有异议吧？”

“圣恩浩荡，臣等谨遵圣命。”

当天李世愚的奏折就向诸于天下，同时并派都承旨向将此事告知大院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