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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景第一（第1页）

1900年6月21日，农历五月廿五，清帝国发布《宣战诏书》，向八国联军开战，慈禧在《诏书》中说：“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李鸿章时任两广总督，他在给盛宣怀的电报里说：“廿五矫诏，粤断不奉，所谓乱命也。”并要盛告诉张之洞和刘坤一。在盛宣怀、张謇、余联沅等人串联下，张之洞、刘坤一、李鸿章等封疆大员不听朝廷而实行“东南互保”。

武昌首义成功，革命党和袁世凯达成妥协后，孙中山、黄兴等人出于制约袁世凯的目的，坚持袁应在革命党势力范围内的南京宣誓就职。袁世凯深悉“虎不可离山鱼不可脱渊”的奥妙，不愿离开北京这个北洋军阀的大本营。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曾就此问题进行表决，“经过激烈辩论，竟以多数票通过临时政府设于北京。”孙中山、黄兴等人听说后大为震怒，黄兴尤“怒不可遏”，他两手插在军服口袋中，踱来踱去，最后说：“政府决不为此委屈之手续，议院自动翻案，尽于今日；否则吾将派宪兵入院，缚所有同盟会员去！”

“二次革命”后，孙中山重组中华革命党，规定入党都要按指印立誓约，绝对服从孙中山。廖仲恺与孙长期交往，友谊甚深，履行了这一手续，其《誓约书》说：立誓约人廖仲恺，为救中国危亡，拯生民困苦，愿牺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务达民权、民生两主义，并创制五权宪法，使政治修明，民生乐利。措国基于巩固，维世界之和平。特诚谨矢誓死如左：一、实行宗旨；二、服从命令；三、尽忠职务；四、严守秘密；五、誓共生死。从此永守此约，至死不渝，如有二心，甘受极刑，中华民国广东惠阳县廖仲恺，民国三年五月二日立。

民国初年，陈宝琛做了大清小朝廷皇帝的师傅。一天，陈看见再无别人，就从怀里拿出一字条，秘密地对溥仪说，“这是臣昨天卜得的易卦，皇上看看。”卦辞为：“我仇有疾，不我能疾，吉！”陈解释说，这是说皇上的仇人袁世凯前途凶恶，不能危害于他，是个吉卦。陈师傅还烧了龟背，弄过蓍草，结果一切都是吉利的，说他可以大大放心。陈宝琛摆头摆脑地说：“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元凶大憝的袁世凯作孽如此，必不得善终；不我能疾，不我能疾，优待条件载在盟府，为各国所公认，袁世凯焉能为疾于我乎？”

1915年5月9日，陆徵祥、曹汝霖、施履本三人将“二十一条”亲自送往日本公使馆。曹回忆这次经过：“余心感凄凉，若有亲递降表之感。”陆徵祥跟他说起以前“随节俄馆”时，俄财长维德为租借旅大问题跟杨儒谈判，磋商不洽，竟将条约摆在公案上令杨签字。杨答以未奉我皇命令，不能签字。维德拍案咆哮，出言不逊，骄横无礼。杨气愤填胸，年事又高，出门时在石阶上滑跌，遂至不起。曹由是感慨：“弱国外交，言之可叹。”

1917年1月9日，北京大学举行开学典礼，蔡元培发表就职演说，这就是著名的《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蔡与北大学生约法三章：一是抱定宗旨，“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二是砥砺德行，“诸君为大学学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责无旁贷，故诸君不唯思所以感己，更必有心励人”；三是敬爱师友，“自应以诚相待，敬礼有加，至于同学共处一堂，尤应互相亲爱，庶可收切磋之效”。

1918年5月，广州非常国会在西南军阀的收买操纵之下，改组护法军政府，取消大元帅制，改为七总裁制。孙中山的实际权力被剥夺，他在广州无法主事，便向非常国会提出辞去大元帅职，并发通电说：“……顾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

民初，北京的教授们经常领不到薪水。有一次，几百位教员去要求政府发放欠薪，遭到武装宪警的镇压。法政大学校长王家驹“像死人一样躺在地上”。北大政治学教授李大钊挺身与士兵理论，责备他们毫无同情心，不该欺负饿肚皮的穷教员。北大国文系教授马叙伦额头被打肿一大块，鼻孔流血，对着宪兵大喊：“你们只会打自己中国人，你们为什么不去打日本人？”

1923年，“少年共产党”在巴黎召开大会，选出新的执行委员。周恩来为此次大会写给国内青年团中央的报告说：“选举新执行委员会五人：捉掀、伍豪、石人、裸体、觉奴。”裸体即汪泽楷，伍豪是周恩来。

陈独秀在上海指挥过多次罢工运动，每有重大决议，如应否罢工，什么条件，如何谈判，可否签字等，都是工运干部和他一起开会决定的。他们经常夜里到某同志家去开会。向警予回忆说，有一天晚上，夜很深了，他们才开完会出来。在弄堂里，陈独秀一面走，一面说：“他那个三番没有和成，真可惜，已经听张了，七条一定有，但总不出来……”直到看弄堂的人开了铁门放大家出去之后，陈独秀才不再谈牌经。

孙中山辞世。北京中央公园社稷坛公祭时，豫军总司令樊锺秀特致送巨型素花横额（阔丈余，高四五尺），当中大书“国父”二字，他的唁电挽幛，均称“国父”，这是孙中山在公开场合被尊称为“国父”之始；当时台湾同胞感念孙中山，纷纷举行追悼会，台湾民报亦尊称中山先生为“国民之父”。民国二十九年四月一日，国民政府表彰其“倡导国民革命，手创中华民国，更新政体，永奠邦基，谋世界之大同，求国际之平等，光被四表，功高万世”之伟大事迹，通令全国，尊称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国父。

“三一八惨案”后，鲁迅、周作人、朱自清等都作文纪念。3月23日，北京各界人士、各社会团体、各学校齐聚北京大学大操场，为“三一八惨案”的亡灵们举行万人公祭大会。北大代校长蒋梦麟在会上沉痛地说：“我任校长，使人家子弟，社会国家之人才，同学之朋友，如此牺牲，而又无法避免与挽救，此心诚不知如何悲痛。”他说到这里潸然涕下，引得“全场学生相向而泣，门外皆闻哭声”。

1927年12月1日，蒋宋联姻，结婚典礼分别按基督教和中国传统方式举行。前者在宋宅进行，证婚人是中华基督青年全国协会总干事余日章，随后又在上海大华饭店举行传统婚礼，证婚人是南京政府大学院院长蔡元培。美、英、法、日本、挪威等十几个国家的领事出席婚礼。蒋介石当日在报上发表《我们的今日》：“我今天和最敬爱的宋女士结婚，是有生以来最光荣、最愉快的事。我们结婚以后，革命事业必定更有进步，从今可以安心担当革命的大任。我们结婚，可以给中国旧社会以影响，同时又给新社会以贡献。”

1928年5月17日，日本公使芳泽访张作霖，威逼利诱张与日本合作，遭张拒绝。张作霖说：“我这个臭皮囊不要了，也不能做这件叫我子子孙孙抬不起头来的事情。”

汪精卫到南京做了行政院长，见到从前一同反蒋的人，总是表示他好比是消防队队员，被主人叫来“打短工”的。覃振劝汪何必那样替蒋介石“背黑锅”，汪精卫说：“我既已跳下毛坑，就臭到底吧。”

1932年，中原西北灾荒。记者报道说：“鹿邑本境经股匪扰五月之久，庐舍为墟，粮米尽罄，鬻妻子以延生。二区朱恺店，三区老鸦店，五区宁平镇，六区泽民镇，八区桑园集，均立人市，年幼妇女每人不值10文，十一二岁幼童仅易千文，孩提婴儿抛弃遍地……某妇买一馒头，留小姑为质，卖馒头者索钱不得，小姑谓我宁不值一馒头，一卖烧饼者代偿馒头账而换得此幼女。”

李大钊灵柩停放六年，无法安葬。1933年4月初，已病得奄奄一息的赵纫兰带着女儿来到北平，请北大代办。蒋梦麟校长答应了。当其时，国民党正在江西“剿共”，北平城里也到处捕共产党人。蒋梦麟、胡适、沈尹默、周作人、傅斯年、刘半农、钱玄同、马裕藻、马衡、沈兼士、何基鸿、王烈、樊际昌等13名北大教授自愿发起公葬，每人捐20元，北大教授李四光等人捐10元，马寅初等人捐20元，梁漱溟等人捐50元，外地有鲁迅捐50元。公葬时有两副挽联广为流传，其一，为革命而奋斗，为革命而牺牲，死固无恨；在压迫下生活，在压迫下呻吟，生者何堪。其二，南陈已囚，空教前贤笑后死；北李如在，哪用吾辈哭先生。

王树声是知识分子出身，在红军队伍里打了很多游击，经验仍感不足。符定一教过他很多这方面的知识。有一次，王树声和另一个队员被派去“打浮财”，两个知识分子想了半天，觉得无处下手。最后王想起他自己的家乡，有一个地主家庭，主人是他的远房叔父，他小时常去，一切路径都很熟悉。两人等到天黑，蒙面从后面溜进去，掏出手枪，不料这家的老太婆认出王树声来，竟叫出他的小名，这使他羞惭得无地自容。老太太跟儿子商量，拿出五十元袁大头和一包金银首饰，要侄孙子拿走。王不忍，只拿了现洋，说一声“谢谢您家”就赶紧跑了。

许世友早年一直在四方面军。张国焘来鄂豫皖之后，曾中生（曾希圣之兄）、许继慎等人（曾、许二人后来被张国焘杀害）对张的许多做法都很不满，他们召集过包括许世友在内的一些人开会，议论张国焘，许世友不发言，后来一定让他说，他就说：“张是中央的代表，反对他不是反对中央吗？中央不比我们高明？”

瞿秋白得知临死的消息时，正在伏案书写绝笔诗，他一边手不停挥，一边说：“人生有小休息，有大休息，今后我要大休息了。”他上身着黑色中式对襟衫，下身穿白布抵膝短裤，黑线袜，黑布鞋，到中山公园凉亭前拍照。一位临场记者报道说，瞿来到公园，“全园为之寂静，鸟雀停息呻吟。信步至亭前，已见菲菜四碟，美酒一罋，彼独坐其上，自斟自饮，谈笑自若，神色无异。”餐毕，出中山公园，步行两华里多，至刑场，系长汀西门外罗汉岭下蛇王宫养济院右侧的一片草坪。瞿一路手持香烟，顾盼自如，缓缓而行。沿途唱歌，《国际歌》是用俄语唱的。到达刑场后，瞿盘膝坐在草坪上，对刽子手微笑点头说：“此地甚好！”饮弹洒血，从容就义，年仅三十六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