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是小津安二郎艺术日臻成熟的时期,他是日本导演中最有日本特色的一位导演,在他的本国、美国和英国被认为比沟口健二和黑泽明更高出一筹。他生于1903年,1930年首次导演《小职员的生活》,该片在很多地方显示出精湛的技巧。此后他的电影语言的特色是简洁朴素。通过他在1948—1960年间摄制的影片(《风中的母鸡》、《晚春》、《东京暮色》、《早春》、《浮草》、《石蒜花》等),小津安二郎创造了一个非常紧凑的小社会,这个社会使用的简单语言和从事的日常行为都具有长远的影响。家庭生活、长幼关系以及各代人之间的关系是他喜爱的题材,在处理这些题材时,他对环境气氛与人物心理状态都采取独特而直接的表现手法。我们希望这位总是拒绝一切同他的世界观不相容的东西的正直作家,其作品很快能在欧洲大陆为人所了解。
1956年之后,独立制片由于势力日益增长的垄断组织的控制,不得不放慢速度。
山本萨夫在《山椒大夫》这部企图改良现代日本的讽刺作品中,没能赢得象《没有太阳的街》那样完全的成功。
菲律宾
据1936年左右访问这个美国殖民地的罗伯特·弗劳莱说,菲律宾约在1915—1920年间就开始摄制故事片,但是影片生产真正得到蓬勃发展则是1933年的事,生产的有声片用的是泰加洛语,这是7000个大小岛屿上使用的共同语言——
全国2100万人说的方言共有50多种。
当时在马尼拉有好几十个制片商,他们创办了一些简陋的制片厂,每年以低廉的成本摄制30—40部影片,供岛上200家电影院放映。在菲律宾电影创作者中,弗洛莱举出曼努埃尔·西洛斯,他是《马古兰的辛那格比斯》和《安丁·安蒂那》的导演,片中的主人公是“泰山、隐身人与金刚的混合物”。制片人何塞·尼波姆西诺为《海盗莫洛斯》(1932年前后摄制)的拍摄不惜工本,据弗洛莱说,这是一部高质量的影片。
日本占领时期,电影生产依旧进行,但是制片厂在收复吕宋岛的战斗中却被美军炸毁了。然而,由于菲律宾人酷爱电影,影片生产在战争刚一结束就很快恢复起来(1946年生产10部,1947年生产24部)。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报告,马尼拉“电影院从清晨七点一直营业到午夜,场场满座,毫无间歇。光顾这些影院的人数估计每年达到一亿以上”。
到1950年,十四家公司摄制了80多部影片,同时,按照当时的限额规定,全国750家影院在上映节目中至少要有10%的菲律宾影片。好莱坞对某几家公司颇有影响,其中似乎有曼努埃尔·孔德公司,该公司在1952年摄制了一部《成吉思汗》(由卢·萨尔瓦多尔导演),这是在西方上映的唯一的一部菲律宾影片,由“联美公司”发行。影片叙事粗犷有力,演员也各有特色,但导演手法受好莱坞的影响,相当夸张。
有一些场面颇大的影片是根据西班牙的骑士小说改编的,由穿着古装的菲律宾人演出一些与锡德·冈恩亚多尔①同时代人的冒险经历,这些影片的风格和美国海盗片一样。菲律宾的制片商从1936年就企图用这些影片(配音译制成西班牙语片)来征服拉丁美洲市场(就如他们想用配上中国官话的影片来和中国人竞争一样),虽然这项宏图未曾实现,但是,菲律宾影片却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夏威夷以及美国本土的侨民中颇为流行。1962年,马尼拉的影片生产达到150部长片,在数量上超过法国和欧洲各国。①11世纪西班牙骑士,因和入侵的莫尔人战斗而著名。——译者。
印度尼西亚
这个文化悠久、美丽的大国(人口为8000万)在被正式称为“荷兰东印度”时,电影业的发展还微不足道。
直到无声片末期,在这个岛国还只有百十来家影院。最为豪华的影院归荷兰人所有,而最大众化的影院属于控制该国部分商业的华侨。电影院中央的椅子是留给殖民者坐的,当地“土著”只能坐在两侧的长凳子上。
1927年,第一部故事片《忠心的猴子》由荷兰人克鲁格在万隆拍摄,这部影片系根据巽他群岛流传的一个民间故事改编,演员由欧亚混血儿担任。这位制片人的做法被一个中国影院网的老板所模仿,他出钱拍摄了由中国演员演出的影片《爪哇的茉莉花》。荷兰影片和中国影片的产量,到1929年共达到6部,然而当第一部有声片《安佳·达西玛》(一个妇女的名字)由李德水①和巴什蒂亚尔·埃芬第摄制完成后(该片由克鲁格担任音响技师),影片产量又下降到年产一至二部。直到1938年后影片生产才有显著的发展。①译音(LieTekSoi)。——译者。
1936年商业上最获成功的影片是《月光曲》,这部歌唱片由阿尔弗莱德·巴林依照好莱坞的方式导演。中国制片商则专门拍摄侦探惊险片、特技摄影的神话片、亚洲式的“西部片”、恐怖片以及描写各种新的泰山的丰功伟绩的影片。
作出有意义而富于成果的努力的是马努斯·弗兰肯。他曾经在尤里斯·伊文思摄制《雨》一片时担任助手,他在1935年导演了《稻米之歌》,由他自己编剧,表现爪哇一个乡村里的日常生活。这部影片不仅在艺术上很成功,而且大受观众的欢迎,片中演员原来都非专业出身(如R.莫什塔尔,塔西姆·埃芬第,索卡里什),却因此成为爪哇最受欢迎的明星。这部印尼语的有声片同时也是创立民族电影的第一块坚固的基石。1940—1941年,影片产量已经超过15部,主要是中国人拍摄的,但都用印尼语,导演也是印尼人,如安德加尔·阿斯马拉和乔埃·豪克,都是摄制恐怖片(如《活骷髅》)的专家。
在日本占领时期(1942—1945年),印尼只生产过四五部影片,主要的导演为贝尔巴塔·沙里(《胡基安》)和罗厄斯丹·S.巴林狄赫(《我的梦》)。
英荷联军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成立于1945年)之间的战争使1945—1948年间的影片生产,几乎完全中断。但几家荷兰制片公司不久在巴塔维亚——雅加达恢复它们的制片活动。而在印度尼西亚的临时首都日惹,1948年随着《铁吉泰隆河之泪》一片的摄制,影片生产也开始恢复。这部影片的导演巴林狄赫和安德佳尔·阿斯马拉受到中国导演蔡楚生的影片《一江春水向东流》的直接启发,后一影片当时在爪哇获得很大的成功。
1949年,战争结束之后,影片生产完全恢复,到1952年影片产量达到62部。电影放映业虽然有所发展,但仍然薄弱,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估计,1954年的观众人次为2000万,也就是说,在总数为350家或470家的电影院中,平均每年每个印度尼西亚人购票不到一张。
中国商人继续控制着主要的影院网,并为这些电影院摄制了大部分的商业性影片,这些影片成本低廉,制片人员同时兼任各种电影工作。
1958年以来,有两家公司作出有意义的努力:一家是国营的制片公司——贝尔菲尼公司,另一家是印度尼西亚艺术家联合会经营的贝尔沙里公司。这两家纯粹印度尼西亚的制片公司,在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影响下,致力于创造一种真正的民族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