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再不会只有美国和苏联的声音了(8)
为了改善除了到联合国开会就整天憋在酒店里的单调生活,常驻领导决定放个电影娱乐一下。那晚在旅馆走廊里放电影的是公务员王锡昌,他原来曾在匈牙利使馆当公务员,吴建民和他认识。然而,就在看电影的当晚到第二天凌晨之间,就出了人命关天的大事。
第二天上午公勤人员学习,可很晚了王锡昌也没有到,打电话叫他,可电话没有人接,人们就去敲他的房门,许久没有回应,吴建民也被这敲门声惊动了。后来酒店服务员拿钥匙开了门,发现里面的铁链子还挂着,冲开门一看王锡昌仰卧在床上,心脏已停止了跳动。马上打电话叫救护车,美国的救护车来了,一检查人已经死了,调头就走,说处理后事不是他们的事。
据说此事被立即汇报到北京,周恩来马上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亲自做出指示:要代表团领导立即同美方交涉,表明事情发生在中美关系解冻之际,美方对查清此事有义不容辞之责。细心的周恩来总理还专门指示代表团,死者的尸体不能火化,务必等查清后再作处理。
常驻代表黄华随后约见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向他递交了正式照会,要求美方对此事件进行彻底调查。美国国务院接到报告后,责成纽约市警察局进行调查。法医对尸体作了解剖检查,发现死者血液中含有致人死命的尼古丁。在检查王锡昌卧室的器皿和用具时,发现在暖瓶里剩余的水中也含有尼古丁。
显然,这是蓄意谋杀。凶手将尼古丁投放到王锡昌的饮水暖瓶里,王锡昌在饮水后中毒身亡。但当班的警察追述,并未发现有陌生人进入中国代表团驻地,对环境调查后发现,王锡昌住房附近有个货物电梯,这里恰恰是守卫观察的死角。王锡昌在放电影时没锁房门,因此推测凶手是在代表团全体人员看电影时,从货梯上楼,进入了王锡昌的房间。
中国的要求是追查凶手,予以严惩,但美方调查了许久,最终也没能查出凶手,此事终成悬案。但据当时中国代表团人员自己分析,行凶的主使者有三种可能:一是台湾方面干的;一是苏联人干的;一是美国的右翼分子干的。这样做的目的是企图以此破坏中美接触的势头,给尼克松访问中国添加麻烦。而当时最不愿看到中美关系改善的,首先是苏联人。
后来,根据国内指示,王锡昌的尸体从纽约市医院取出在美火化,骨灰放在一个深黄色的铜盒里,由信使带回国内。过了些日子,代表团听到了北京传来王锡昌被追认为烈士的消息。
在王锡昌遇害的那段时间里,整个代表团的情绪都受到了影响。当时适逢春节,已经对美国的饭菜倒胃口的代表团成员,终于吃上了盼望已久的中国菜和饺子,但人们却未流露欣悦的神情。
代表团要求大家提高警惕,严防再出现意外。从此大家回到酒店里,喝水格外地谨慎小心起来。特别注意的一条,是喝水要喝新鲜的,许多人宁愿喝凉水。如果要喝茶,用热水时一定要现接水现烧开了,热水瓶里的陈水绝不再用。
也是出于安全考虑,代表团成员们非因公更不能随便外出了。除了到联合国总部开会以外,大家全部时间消磨在旅馆里,收看美国电视几乎是他们唯一的文娱方式,以致这些身居纽约的人,对纽约的大致地貌也说不清楚。
26 届联大结束后,联合国的会议也进入“鼓瑟稀”的阶段。乔冠华等离开美国后,人一下子少了一小半,留下常驻的约有30 人。热闹劲过去了,人员也少了,罗斯福酒店14 层的70 多个房间依旧照租着,但住在里面的人却更多地体味到沉闷和压抑。
此刻,购置永久性住所成了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头等要务。其实,寻找合适办公地和住所一事从抵达纽约起就从未间断,看过的房屋已不下数十处,但不是房子面积太小,就是年久失修,或售价过高又不实用。
过了几个月,代表团终于相中了曼哈顿66 街166号林肯广场对面的一座十层大楼。这是一座汽车旅馆,有200 多个房间,卖方开价485 万美元。报告国内后,经周恩来亲自批准,买下这座汽车旅馆,购置费是用现款一次付清的。
2005 年一本非常流行的畅销书《非常道》说:“70 年代,中国进入联合国的时候,派出了以邓小平、乔冠华带队的赴美代表团。当时什么都安排好了,突然发现去联合国不能用人民币,得用美元。于是中央紧急下令全中国的所有银行将美元收集起来,共找出38000元,成了当时赴联合国唯一的现金经费,以至于代表团住进了美国的豪华酒店,工作人员给不起小费。”
联合国再不会只有美国和苏联的声音了(9)
这言之凿凿的叙述有个基本常识性错误,1971 年中国代表团赴联合国的时候,邓小平还没复出呢,他如何带队?从一次便付清485万美元这件事看,所谓美金使用捉襟见肘一说亦属无稽。作为亲历者的吴建民也说事实并不若此,当时中国正在全力支持越南的抗美斗争,许多物资都要用美元购买;同时中国正对非洲好几个国家进行经济援助,慷慨地动用着美金储备。他的实际感觉是代表团手中的美金尽是大票,有时需要用一些小钱时,倒有些不太方便。
1972 年4 月,吴建民他们搬进了新楼,摘掉了“林肯汽车旅馆”的招牌,换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铜牌。驻地的大门依然请美国警察看守,24 小时值班,这高昂的费用又花了许多年。
除了美国警察外,代表团自己的人也要值班,主要是懂外文的人值,从晚7 点到次日早晨6 点,特别是在周末。
代表团搬进大楼后,首先做的一件事,就是对楼内进行了彻底的检查。因为买下这栋楼后,原楼主提出要中国代表团暂缓一周搬入,理由是为了安全要进行清扫去除隐患。代表团猜测这一安排别有目的。检查的结果果然不出代表团的意料,在楼内房间的灯具、门把、天花板、卫生间内,竟发现了200 多个窃听器。
因此后来代表团内部的会议,通常要到楼内的地下车库里去开,就是担心楼内的窃听设备可能没有清除干净,仍会遭到窃听。2005 年8月,吴建民到纽约又重莅旧地,但那座熟悉的旧建筑已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一栋新公寓楼。
搬进新驻地,让吴建民高兴的是楼顶有一个大阳台,可以在那里锻炼身体,还有很好的露天游泳池,夏季可以游泳。而在罗斯福酒店时,早上起床后无法到酒店外锻炼,因为违反二人同行的规则,那几个月把已经习惯晨炼的吴建民憋得够呛。
此外,这座旧汽车旅馆的每个房间都有电视,这在当时的中国是难以企及的。但看了一阵后,领导就觉得不加约束地看美国的电视,难免受到一些不良影响,遂把电视收了起来。只允许业务人员看一看,从中了解一些国际新闻和相关的信息。可见当时中国对防范西方意识形态熏陶,始终怀有很高警惕。
在中国代表团新驻地的西面,有一座更高的楼。中国代表团一搬进新驻地,马上就有媒体记者住进了那座高楼,他们架起了照相机、摄影机,镜头居高临下地对着昔日的“林肯汽车旅馆”。吴建民的眼睛好,到楼顶锻炼身体时,一下就发现了摄影镜头。而他自己锻炼的身影,不久就出现在美国的《生活周刊》、《新闻周刊》上。当然,此刻更受媒体关注的是黄华、陈楚、周南……
1974年与施燕华在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屋顶阳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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