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在结束生命的四年前,看到清军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惨败,丧权失地,国民群情愤慨。谭嗣同痛感自己未曾致力于国家的富强,决心投身于维新变法。他气愤地斥责湘军的虚骄,非常敬仰康有为公车上书。他弃商捐银,和唐才常等人在浏阳筹建算学馆,创办新学,撰文主张变法,首开湖南维新的风气。他于1896年北游访学,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自然科学发生兴趣。他遍交维新志士,结识了梁启超,并通过后者进一步洞悉了康有为的维新思想观点。
1896年到1897年,父亲花钱为他捐了个候补知府,在南京待委,他经常去上海与梁启超讨论学问,研究变法理论。他还潜心读书,与杨文会研讨佛学,写成了他的代表作《仁学》。
1898年2月,谭嗣同回到湖南。湖南巡抚陈宝箴和按察使黄遵宪倾向变法维新,放手让谭嗣同整治学风,培养有用人才,推行新政。
谭嗣同与唐才常等人办起了时务学堂,唐才常任教习,谭嗣同亲自讲课,使时务学堂成为湖南维新变法的主要阵地。他又创办南学会,引进图书仪器,将学会推广到全省各地。他创办的《湘报》,“开风气,拓见闻”,积极宣传科学,为湖南思想界引进了大量新鲜空气。谭嗣同在南学会经常演说。他的讲演气势磅礴,观点新颖,语言铿锵犀利,道理清晰明确,深受听众欢迎。他还倡导开矿修路,推行新政,使湖南成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
6月11日,光绪帝下诏宣布变法。谭嗣同奉召进京,参与新政。
启程前,唐才常为他饯行,两人分析了局势,估计到变法维新的路上布满荆棘,前途并不乐观。他对爱妻李闰说:此次赴京,吉凶未卜,要“视荣华如梦幻,视死辱为常事。无嘉无悲,所其自然”。
他已将荣华富贵生死存亡置之度外,决心为变法图存,为国家昌盛贡献一切力量,乃至自己的生命。
9月5日,光绪皇帝召见谭嗣同、杨锐、林旭和刘光第,破格赏给他们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谭嗣同从此在皇帝身边阅处奏折,忙于变法事宜。
《明定国是诏》颁布后的第四天,慈禧逼迫光绪免去支持变法的军机大臣翁同龢的一切职务,将他逐回原籍,任命荣禄为直隶总督,统管兵权。这表明慈禧准备收回光绪的执政权,重新“垂帘听政”。山雨欲来,光绪手无兵权,惊惶失措,无计可施,把希望寄托于袁世凯,因为这个人表面上支持维新,并且拥有一支现代化的新军。
9月18日夜里,秋雨绵绵,冷风凄凄。
谭嗣同身藏光绪的密诏,行色匆匆,来到袁世凯在北京的驻地法华寺。他肩负着光绪皇帝和维新派生死存亡的命运,变法成败系于一身。他能不能说服手握重兵的袁世凯,在慈禧太后即将发动的政变中保护皇上,保护变法,将决定中国的命运。
谭嗣同只身来找袁世凯,表现出湖南人超卓的勇气和胆识。袁世凯一见这位年轻的不速之客神色凝重,便知事关重大,连忙屏去左右,把谭嗣同请到内室。谭嗣同干脆利落,省去寒暄,开口就直奔主题:
春秋三十三,壮飞人世间(2)
“你对当今圣上,看法如何?”
袁世凯赶紧说:“当今皇上,那是一代圣主呀。”
谭嗣同说:“那好。荣禄天津阅兵的阴谋,你知道吗?”
袁世凯说:“在下略有所闻。”
谭嗣同说:“荣禄执掌兵权,皇上将有大难。当今之际,唯有你能为圣上保驾。如果你愿意保驾,你就采取行动。要是你无心救主,请到颐和园去告发我,让我人头落地,你自能享受荣华富贵。”
袁世凯仿佛受了侮辱,愤然正色地说:“你把袁某当成什么人了?当今圣上是你我共同侍奉的主子,对你我恩宠有加,你想护驾救主,我能袖手旁观?有何良策,尽管说出来。”
谭嗣同从衣袖中取出密诏,交给袁世凯。密诏中说:着令袁世凯带兵去天津会见荣禄,出示手谕,宣读之后,立刻诛杀荣禄,袁世凯自代直隶总督,向手下传达皇帝旨意,张贴告示,宣布荣禄的罪状,然后率领军队进京,消灭旧党,助行新政。
袁世凯仔细看了手谕,脑子急速运转。审时度势,慈禧的后党张开了巨网,光绪好比待宰的羔羊。皇上有难,竟求助于康有为、谭嗣同这班手无寸铁的书生,说明他只是一个空架子。眼前的谭嗣同病虚气喘,眉宇间一股霉气,哪里成得了大事?想到这里,他便虚与委蛇,拿言语试探:
“天津是各国人等聚处之地,忽然把总督杀了,定会惊动中外官民,恐怕国家会分裂啊。何况我兵少将寡,要对付北边宋庆等人的五万多人与七万多淮军和练军,京城里数万旗兵也不得不防,恐怕力不从心。恐怕我那区区七千多人还没动手,皇上就会遇难了!”
谭嗣同听了这番推托之辞,后悔不该来找他。现在已经晚了,事情已经向他和盘托出,还有什么办法挽回呢?
袁世凯好像看穿了谭嗣同的无奈,而他自己心里已经拿定了主意,便敷衍道:“依在下之见,不如等到下个月皇帝出巡天津时再动手吧。到那时候,皇上在阅兵时疾驰到我军营里,传号令诛杀奸贼,我跟随你们拼死解救皇上,才有胜算。”
谭嗣同见有了转机,便想再争取一下,说:“等不到下个月了,皇上时刻都有被废黜的危险!”
袁世凯说:“那就得马上找个理由离开京城。能不能请皇上提前出巡?”
谭嗣同说:“荣禄发动阴谋,全靠天津阅兵。荣禄对你向来不薄,荣禄那边,你打算怎么对付?”
袁世凯笑而不答,一副莫测高深的样子。
谭嗣同见他仍未下定决心,便用言语激他:“荣禄有曹操和王莽的才干,是个不好惹的人物,你恐怕难以对付他吧?”
袁世凯暗想:跟我玩激将法,简直小儿科。袁某在江湖上混了这么久,早就不吃这一套了!但他做出来的却是另一副样子,怒目圆睁,瞪着谭嗣同说:“只要皇上来到我的军营,我杀荣禄如同杀一只狗!”
谭嗣同听了,稍稍放心,便叮嘱道:“只要你报答圣恩,建下奇功,皇上自会让你主掌兵权;若你胆小怕事,投靠诸侯,就会害了皇上。你要是害怕荣禄,不如趁早把我绑去向他请赏!”
袁世凯为了稳住谭嗣同,把胸脯拍得铿锵作响,信誓旦旦地说:“你太小看袁某了!袁某三世深受圣恩,何至于贪生怕死,临阵退缩。只要能保得皇上平安,袁某把生死置之度外。”
谭嗣同见袁世凯豪情勃发,以为他和湖南人一样有血性,连连称赞他是奇男子,激动不已地告辞而去。谭嗣同刚刚出门,袁世凯就吩咐随从:“备轿,往荣大人府上!”他一刻也不愿等待,急忙告密去了。
荣禄接到袁世凯的密报,连夜奏请慈禧捉拿乱党。三千清兵关闭京师右城门,停开京津铁路的列车,发动戊戌政变。
谭嗣同被出卖了。这个如此诚实可爱的湖南人遭到背弃和暗算,是中国的一出大悲剧。他为了挽救败局,把性命和他为之奋斗的事业,押在一个被封建官僚习气浸得发臭的实力派人物身上,做孤注一掷的赌博。他不是不知道有可能被对方出卖,但他指望激将法或许能够打动对方,为一个只有百分之一可能实现的指望,去做百分之百的努力。如果努力失败了,他就坦然地付出自己的脑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