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是传给了头儿的私人助理。同时向他报告我们的处理结果或建议。”
“谁送文件来的?”
“你说什么?”利玛斯好像有些失态。
“谁把文件送给你阅读的?肯定是授权名单上的某个人送给你的。”
利玛斯不由自主地用手摸脸,显得紧张不安。
“是啊,那是肯定的。你知道,费德勒。我这段时期以来酒喝得多了一点。”他说话的口气软了许多,“你不知道我有多难啊……”
“我再问你一遍。好好想想,是谁送那份文件给你的?”
利玛斯坐在桌边,摇了摇头。
“我不记得了。以后可能会想起来,现在我确实想不起来。你逼我也没用。”
“不太可能是头儿的秘书吧?你说过,你总是把文件还给头儿的私人助理。也就是说,所有授权的人当中,头儿是最后一个去看的。”
“是的,我想是那样的。”
“还有一个人就是特别登记处的布里姆小姐。”
“她是对文件登记注册的人,不用的文件也都由她保管。”
12 东边(8)
“那就是说,”费德勒冷静地说,“肯定就是四处的人送文件给你的了,对不对?”
“对的,我想是的。”利玛斯无助地说,像是在费德勒面前甘拜下风。
“四处的办公室在几楼?”
“二楼。”
“资金调配部呢?”
“在四楼。在特别登记处旁边。”
“你记得那份文件是哪个人送给你的吗?或者你记得是不是曾经下楼去取过那份文件?”
利玛斯绝望地摇了摇头。突然,他转向费德勒叫道:
“对了,对了。我想起来了。我是从彼得那里拿来的。”利玛斯好像突然清醒,激动得脸都红了,“就是这样。我去彼得的房间拿过文件,我们还聊了一会儿挪威的事情。你知道,我们都在挪威工作过。”
“是彼得·吉勒姆吗?”
“是的,我把他忘记了。那时候他刚从安卡拉回来没几个月,授权名单上也有他的名字!有的,肯定有的。名单上写的是‘四处’,后面的括号里写着他的姓名缩写。他的名字是后加的,有人把原来的名字用白纸片覆盖后,写上了彼得的姓名缩写。
“吉勒姆分管哪个地区?”
“就这里,东德地区。他手下有几个人,主要从事收集经济情报等非一线工作。他是条汉子。我记得他也给我送过一次文件。他那时候并不负责间谍活动,至于插手这件事的原因,我不清楚。他和其他几个人主要是研究食品短缺之类的问题,只是作情报评估。”
“你们没有谈论过那个人?”
“没有,那是我们的禁忌,不可以谈论。特别登记处那个叫布里姆的女人还特别啰唆了一阵:不许谈论,不许提问。
“考虑到对‘滚石’这件事情的保密工作如此严密,有没有这种可能:那就是吉勒姆的研究工作中部分地涉及‘滚石’间谍活动?”
“我对彼得斯都说了。”利玛斯拍着桌子,几乎是吼叫着说,“任何针对东德的间谍活动没有我不知道的,不可能瞒着柏林站的。如果真有那种事,我不会不知道,你明白吗?这个问题我要对你们说多少次才算完啊?我肯定会知道的。”
“你说得对。”费德勒客气地说,“你当然会知道。”他站起身来,走到窗前。
“你要是秋天来的话,”他看着窗外说,“景色会更美,那时候是毛榉树叶变色的时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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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蛛丝马迹(1)
费德勒喜欢发问。他以前做过律师,提问成为他的一种乐趣,是发掘真相能力的体现。他坚信一点,在记者和律师那样的职业中,工作精髓就是不屈不挠地发问。
那天下午他们一起出去散步,沿着石子路走到山谷,再顺着一条较宽的山路走进树林。路很崎岖,还横着倒伏的原木。费德勒不断地在试探,从不透露半点信息给利玛斯。问他剑桥圆场的建筑设施和工作人员情况。询问工作人员属于什么社会阶层,住在伦敦哪个地区,他们的配偶是不是在一个单位工作。还问到工资、休假、品行和食堂情况,以及他们的私生活、他们之间的闲话和他们的意识形态。他问了很多有关工作人员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
而那些是利玛斯最难回答的问题。
“你说的意识形态是什么意思?”他回答说,“我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不信什么主义,就是些普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