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鉴。我公父子,犹思征服各省,入掌中枢,纵令耗尽东省人民膏血,掷尽士卒生命,亦决难达到目的。此龄主张班师之原因一也。
……奉天钱法日见毛荒、奉票低落至二折有零,东省胡匪遍地,人民不能安居。不思治邦,而犹复争城争地,攘为己有,胜则毒逋全国,败者祸留桑梓。责之良心,能无作悔?
此龄主张班师之原因二也。
……本省产业,邻国肆意经营……大好国土让与外人,而专向疮痍瘦敝之内地,扰攘争夺,用意安在?此龄主张班师之原因三也。
……将校士卒惕于兵祸,疼于国亡,伤心于民穷财尽,谁肯用命?此龄主张班师原因四也。
年来饷粮折耗,士卒生不得饱,死无人恤。哀疼之余……驯者逃亡,悍者倒戈,尚能驱之作战乎?……此龄主张班师之原因五也。
京榆驻守,新兵强半,不教而杀,龄所不忍。假使驱之战场,亦必望风披靡。此龄主张班师之原因六也。
(指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奉军有杀俘现象,郭反对——笔者)
松龄愿公为新世界之伟人,不愿公为旧时代之枭桀;
愿公为平民所讴歌,不愿公为政客所崇拜。龄临书心疼,涕泪沾襟,暂时相违,终当相聚……大事定后,乃请我公归奉主持一切。设不幸失败,自认驽下,不图恢复,甘愿为农夫以没也。倘因病弱不能以劳力自食,亦唯有伏剑自杀而已,决不要钱,决不讨饭,决不步现代失败人物后尘,龄之志事,如斯而已。掬诚奉告,虚请钧安,遥祝健康。
郭松龄 上⒁
对于郭松龄的爱国的正义的行动,张学良是同情的,但让他在行动上去支持,似也不易;更何况,郭松龄的反奉成功与否尚难预料,他怎么能会采取什么行动呢?而从郭松龄这方面来说,也显然是把问题看得过于简单了。他总认为,既然外有冯玉祥、李景林等的支持,内有一批能征善战的亲信部下的追随,有新编的五个军由他直接指挥,通电一发,挥戈东进,沈阳指日可下。最初,他率军登程,沿途击败各路奉军的抵抗,先后攻占了山海关、锦州、新民等地,却也真的是锐不可挡,所向无敌哩。但中途由于日本人的插手,形势马上大变。是的,日本人本是对张作霖不满的,总觉得在许多问题上他没有满足日方的要求,他们想“换马”,见郭反奉,认为有机可乘,于是,关东军司令白川义则曾向郭松龄提出条件,要求承认张作霖对日本所作各种承诺,郭松龄拒绝了:加之“郭氏宣布政策,称所部为‘东北国民军’,日本认为与它的侵略政策相抵触,乃决定维持张作霖政权,相反地处处对郭军进行威胁和阻挠,12月8日,日本关东军司令白川义对双方警告,谓‘不准在南满铁路及附属地区发生战斗’……这些表示,显然是帮助张作霖抵制郭军。因为南满铁路南起大连北至长春,附属地和铁路两侧二十里内不准郭军进入,无异于把这条南满路作为张作霖的保护靠背,而不让郭军进沈阳(郭松龄进占锦州后,日本关东军、守备队移驻沈阳及满铁要地加强警戒。随后,日本内阁决定组织‘满洲派遣军’,全部开赴皇姑屯、塔湾等地,参加夹击郭军作战。同时驻朝鲜两个师团已奉命进入奉天、吉林省境,加入奉军防线)。”⒂致使郭松龄的东北国民军处于极为不利的被动地位。加之,由于日军直接参与对国民军的作战,郭氏部队两面受敌,不得不放慢进占奉天的速度,从而使张作霖得以聚集兵力,进行反击;再加上时值寒冷冬季,连日大雪,而战士却衣衫单薄,饥寒交迫,这都给部队行军作战带来很大困难。但国民军指战员多数还是士气高昂,与敌激战。尤其在军长霁云指挥下的国民军第四军,曾一马当先,突破奉军防线,占据了大民屯,使奉军防不胜防,纷纷溃退。但那时,由于郭军中以参谋长邹作华为首的一部分高级将领暗中与奉张联系,不愿再战,邹作华甚至盗用郭松龄的名义,向正在乘胜前进的前线部队发出停战命令,“彼时正面之部队,受敌军之猛烈攻击,与敌军交战,已继续四十小时,突闻停战命令,乃发生非常之困难,前线之旅团长,丝毫不知因何骤发停战命令。某旅长策马急驰司令部询问:‘我们若再稍稍供给一些弹药,不过数小时,确有可以占领敌阵之形势,不知何故突然发出停战命令?’”⒃郭松龄看到干部变心,大势已去,心中十分难过。东北国民军从此便一蹶不振,郭松龄发动的反奉战争,前后不过一个月,便失败了。
郭松龄反奉的失败,乍看起来,似乎有些偶然性,因为他所率领的东北国民军挥戈东进,所向无敌,奉天危在旦夕,郭松龄眼看就要马到成功了,怎么又突然失败了呢?人们也许会有些难以理解,实际他的失败是难以避免的。因为郭氏反奉出于公心,并非为个人争权,所以吃苦受累,甚至流血牺牲,他都不怕,但让他卑躬屈膝、出卖国家主权,他是决不会遵从的。在郭松龄开始反奉之初,“曾致电日本驻京公使芳泽声明:凡两国有关正式条约,照旧遵守;张作霖与日本所订新约,概不承认;要求日本严守中立,不得在军事上帮助奉张。如果当时郭松龄答应日本的要求,取得日本之援助,胜败之数尚未可知,这说明郭松龄还是有民族骨气的,非投降卖国的袁世凯、段祺瑞之流可比。郭松龄挥戈出关时,冯玉祥正在直鲁境内打了个大胜仗,击败了亲奉拥吴的直鲁联军司令李景林,而占领了天津。如果郭松龄同意日本人给他的支持,败得不那样快,冯玉祥就可以用得胜之师为郭声援,并力前进,郭也许不致败亡。”⒄
由此可见,郭松龄功败垂成,最主要的原因是日本人完全站在了张作霖一边,这也就是说,张作霖是由于得到了日本人的有力支持,才转败为胜的。这也亦如当时中共机关报《向导》所指出的:“郭松龄之败,非败于张作霖,乃败于日本帝国主义。”⒅
当然,郭松龄的失败,也有其内部因素。这主要是他的同盟者李景林等的违约,以及举事仓促、策略失当等。至于郭氏夫妇于风雪中双双被俘与牺牲,前已提及,这里略加补充的是: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凌晨,郭松龄偕夫人韩淑秀及幕僚数人,由三百名卫兵护卫,离开新民,前往右翼与第四军霁云部队靠拢,拟亲自指挥,以攻击奉军的背后。出发时郭松龄身穿灰布面皮袍,头戴貂绒皮帽,下身穿灰呢子马裤。韩淑秀穿青布面的皮袍,围一条青色的毛线围巾,同坐在四套马的民间大车上,每人身上各披一条俄国毛毯……出新民县城约二十余里,刚到小苏家屯时,遭到奉军穆春骑兵旅王永清(土匪出身,外号天下好)骑兵团的袭击。郭指挥卫队与奉军接战三小时,“直至午后四时,弹丸已罄,无可如何,含泪而罢。”(殷汝耕:《半载回忆录》,《满洲报》,1926年7月—8月第一版连载)这时,郭松龄夫妇由卫士关庆忠等,将他俩扶入附近农民家菜窑内藏匿。郭松龄的卫队由年轻学生组成,缺乏实战经验,战败后都被奉军缴械。奉军严密搜索,将郭松龄夫妇在菜窑中搜出逮捕。郭松龄的幕僚林长民中流弹身亡,饶汉祥化装逃走。
二十五日晨,张作霖派卫队团少将团长高金山,从沈阳出发时,亲受杨宇霆的密令,“要他将郭氏夫妇就地枪决。”(刘鸣九;《郭松龄反奉及其他》,《沈阳文史资料》第一辑,第161页)高金山带领卫队乘六辆汽车到达老大房子后,即接到张作霖的命令,内称:“该逆犯上作乱,……电饬在老大房就地枪决。其妻附逆最力,在滦州独立时,当众演说,摇惑军心,当饬一并正法。张作霖有(二十五日)印。”(辽宁省档案馆藏:《沈阳县行政公署档》)
二十五日上午十时,高金山奉命将郭松龄及夫人韩淑秀押至“距老达房子五里许地方枪杀。”(黑龙江档案馆藏:《黑河道尹公署档》)临刑前,郭松龄向在场的奉军官兵讲演说:“我倡大义不济,死固分也;后有同志,请视此血道而来。”接着韩淑秀也从容地说:“夫为国死,我为夫死,我们夫妇死而无憾,望汝辈各择死所。”(李坚白:《东北国民军总司令郭松龄事略》)他们的话表达了对革命的忠贞,在军阀统治的黑暗时代,他们的话有如空谷足音,激励着人民反帝反军阀的信心。
据目睹刑场的群众说,那个女人很刚强。她对押他的奉军说:“先打我,让军长(指郭松龄)看见我走了,好放心。”(《沈阳文史资料》第五辑,第58页)高金山先毙韩淑秀,后毙的郭松龄。韩淑秀就义时三十四岁,郭松龄年四十二。
郭松龄夫妇既死,张作霖、杨宇霆余恨未消,下令将其尸体运回沈阳,在小河沿体育场陈尸三日示众,并将郭氏夫妇遗体拍成照片,各处张贴、“传示”。
张学良对郭松龄夫妇的死,很感惋惜。“张在兴隆店列车上得知郭被俘的消息,一再询问郭的情况,他已预料到在杨宇霆等人的操纵之下,郭已绝无生还的可能。他命令秘书处长刘鸣九拟电报稿,叫把郭氏夫妇解到他的司令部来。刘问张:‘你把他弄来打算怎么办?’张说:
‘郭是人才,为国家着想,我把他送到国外去深造。’未等电报发出,已闻郭夫妇遇害了”。张学良看完郭氏夫妇遇害的电报后,跺了跺腿(脚),叹了口气,说:“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