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你也偷吃过摊上的桃子?”兴业像是找到了知音,跳起来问司南。
“这个倒没有,不过哥哥偷的是人家果园子里的桃。”果园子里的桃是怕是再也没机会偷了,要偷得六十多年以后才能偷,没机会了。
“哈哈呵呵”大概能翻出司南的糗事,在他们看来很高兴。
“大家看,兴业和哥哥都偷过东西,偷东西是不对的,是错了,所以要挨打,但兴业很诚实,是个好孩子,哥哥也一样,我们都把自己做的错事告诉了大家,这就是兴业和哥哥知道做错事情了,以后你们做了错事也要给同学说,同学不在的时候就说给爹娘、爷爷奶奶,这样才是好孩子。”
“以后我们上课读书,就是刚才那个样子,哥哥说,你们也要说,读书苦不苦?累不累?你们想读书吗?”
“不苦不累读书可好玩了我愿意读书”各式各样肯定的回答回响在这个教室。
“好,都说的很好,来,一人奖励一颗红豆,吃完午饭玩一会,咱们下午接着读书!”
奖励完红豆,孩子们似乎意犹未尽,司南把他们一个个拉起来。“玩一会吃饭,吃了饭过一会,咱们就继续读书。”这才把一帮小家伙弄出了教室。
司南出来,看见王文和、张炳玉对着他笑,两人的都冲司南伸着大拇指,司南一问才知道,他们在门口听了老半天了。
“讲的真好,司南,我都奇怪你这脑袋都怎么长的。”张炳玉捏了捏司南的脑袋。
“瞎讲,反正他们也都还没读书,我怎么讲都行,哈哈”
“来吃饭”张炳玉一声吆喝,正堂两副桌椅上放着做好的饭菜。
菜是猪肉炖白菜,饭是热腾腾的汤面和热馒头,真好吃!
吃饱了饭,司南嘱咐小家伙们到院子里玩会,一会上课,然后陪着张炳玉、王文和说话。
王文和这才打开了话匣子,到长安县看矿的人昨天已经派出去了,今天上午他又去了趟早年的陕西矿务调查局,这是一个光绪三十三年(19o5到1911)时期的陕西正式矿产勘察机构。
这个机构最为著名的是19o7年8月于延长县城西门外凿成中国6上第一口油井,深75米。
虽然矿物调查局这时已经撤销,但一部分人还在,资料丢失的还不严重,根据资料记载。
同治九年(187o),德国人李希霍芬调查秦岭地质,留存有部分资料。
光绪十九年(1893),俄国人奥勃鲁契夫调查陕北和秦岭地质的资料。光绪二十九年(19o3),美国人维理士等调查秦岭巴山地质的资料。
这些留存的部分资料证实,陕西石墨储量很丰富,不单长安县大峪五里庙有,临潼县与灞桥交界处崇阳沟也现有大型石墨矿,而这块矿更好开采和运输。
在司南的印象里,清朝是很**和守旧的,真是没想到这么早陕西就有专业的地矿机构和地质勘察资料。
其实从洋务运动开始,清朝政府就逐渐向西方学习,远不是自己当时读到的那么黑暗和愚昧,大的地质勘察和工矿建设也纷纷上马,很多专业的科学机构也在各省纷纷建立,清末五六十年实际上是中国向西方学习的高峰时期。
辛亥以后,激进主义和战乱,反而使得这种进步限于停滞,就拿西北来说吧,清末仅陕西就有大学堂五所(准大学和大学),反而是到了辛亥、北洋和1923年之间,纷纷停办,西北大学在这期间两停、两办,直到1932年才基本恢复。
整个清末和辛亥年间,陕西仅出过留洋的多达数百人,涉及到理、工、文、管、财、医、农等各个学科,辛亥、北洋时期一直到1929年数量极少。
国与国的竞争是很残酷的,不进步就意味着后退,而落后就要挨打,整个中国恰恰在这一时期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人才断档和进步断层。
“那太好了,石墨有了,那胶呢?”司南问道。
“我去问了制革巷那里的老匠人,他们说胶咱陕西多的是,特别是蓝田一代就有很多人世代熬胶,有草胶、树胶、矿胶、动物胶,我就不信,这么多胶就找不到适合铅笔厂子用的。”王文和越说越激动。
“王叔,照你这么一说,咱的铅笔厂子肯定能开起来了,现在就等着上海那边回话了?要是钱够,您立刻得买机器、买矿、买地皮建厂子,咱们就了啊。”司南激动的拉住王文和的胳膊,差点没跳起来。
“王叔,求你个事,那个矿物调查局现在不是已经撤了吗?那里面的资料您能弄出来不?这些资料可是好东西,以后咱们要是开其它厂子也能用得着,那地方撤了,资料可是个宝贝,实在不行咱们去抄也行啊,有了这个,咱们以后得省多少事,这几年各省的这些督军、省长不光整天不干正事,反而成了祸害,要是被他们把这些东西祸祸了,那咱陕西老百姓吃亏可就吃大了。”
听完司南这一席话,王文和、张炳玉都动容了,张炳玉通过这几天和司南、王文和的接触,知道了开机器厂子挣的钱比大车厂多多了,但耗费的各式各样的材料也多,以后万一自己要开个别的厂子,找不到便宜的材料那不扯瞎了,所以一脸欣然。
“这个问题应该不大,调查局里面管仓库的是我父亲一个老朋友,应该没问题,我下午就去问问他,实在不行,就是偷也得把这些资料偷回来。”王文和一脸坚毅。
说完铅笔厂子的事情,张炳玉又说制煤机明天就能鼓捣好,让司南明天下午去厂子里一块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