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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部分（第1页）

“文革”期间，山西的两派闹派性，客观环境使爷爷在派性的纠缠中也受到了影响。在昔阳和平定交界处因为派性问题曾发生过这样一件惊险的事。

爷爷坐着的吉普车在通往昔阳的公路上行驶着，突然，一群来路不明的人把他的车截住了。

司机以为遇到车匪路霸了，急得出了一身冷汗，不停地向这群人解释：“这是老陈的车，你们想怎样？”

这伙人听了，气势汹汹地说：“我们截的就是这辆车！”话音未落，一支枪已经伸进车里，对准爷爷的脑门。

“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爷爷冷冷地瞥了那人一眼，把烟一丢，右手狠狠地拍着胸脯大吼一声，“你开枪吧，朝这儿来！”

那人没想到他有这一招，几秒钟的对峙后，那持枪的手一抖，枪掉在车里。

爷爷慢悠悠地点着一根烟，狠狠一吸，又吐出一团烟雾，打开车门一弯腰走了出来，双眼直视着这伙人，沉着而平静地说：“你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有多大胆量就用多大胆量，尽管来吧，我在这儿等着哩！”

这伙人被他的气魄震住了，突然一起跪了下来：“老陈，这，这不是我们愿意干的，是，是他们打发来的。”

看到这些人服软了，他也没再计较什么，这件事就这样被他平息了。

对此，他说：“派性是安定团结的大敌，是经济建设的大敌，一些人借用我的名气，拿上‘反大寨’的棍子乱打人，乱批乱斗，有意无意都给我树立了对立面，其实我哪里知道呢？真是人怕出名，名人难当啊！”

“错了就改，天经地义”

派性斗争最大的受害者是国家和老百姓，其结果是工厂停产，学校停课，火车停运，社会秩序混乱，人们的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

1967年4月8日，昔阳县成立革命委员会，爷爷当选为昔阳县革委会主任。他知道，派性和党性格格不入，只有党性才能克服派性。因此，他的第一条号令就是不准闹派性，不准打派仗。同时，恢复全县的党组织。昔阳成为“文革”中全国第一个全面恢复党组织的县。

他按自己的想法整党，当即为“四清”运动中蒙冤的昔阳干部翻案，原来被打下去的干部，除了少量确有严重经济问题的，大部分重新掌权。他还主张为“四清”运动迫害致死的40余名昔阳干部平反昭雪。有的人不同意，说中央、省里还没有说话。他坚定地说：“错了就改，天经地义。天塌下来我撑着，绝不能人死了还背着黑锅。”那些被救的干部对他感激涕零，更加铁了心跟他走。

他注重抓党建工作，进一步稳定了大家的思想。只用了一年多，昔阳县的领导班子就形成了一个跟大寨党支部一样坚强的战斗堡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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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唱段打金枝吧——全免了！”

1969年4月，爷爷当选为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1970年11月，在昔阳县第六次党代会上，爷爷当选为县委书记。大寨在昔阳，昔阳怎么办？他带领县委一班人，按照把昔阳建成大寨县的目标，作出了“重新安排昔阳山河”的决策。

他不轻易相信县里的汇报，为了多掌握一些具体情况，总是翻山越岭实地调查。他往车上一坐，去哪里也不说。司机往往上了路才知道去哪里。有一次去阎庄公社，听到一间房子里有许多人在吵吵嚷嚷，好像是在议论粮食的事情，他便闻声而去。公社书记想领着他先去领导同志的办公室休息一下，对他说：“咱去那屋吧？”他回答：“去那屋做甚，那屋有群众吗？”

他径直走进那间房子，问明情况就开始现场办公。有人向他反映：多年来，生产大队收粮后，先缴国家征购粮，再分社员口粮，扣除欠缴的，剩余的不久就吃完了，然后又得借集体的粮食。因为年年缺口粮，昔阳全县社员欠了集体2000万斤粮食。全县20万人，平均一个人就欠了100斤。他听后当即宣布：“这债免了。”

春播后，他在全县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又说起了这事：“过去年年说丰收，社员却年年欠集体的粮款，吃不饱肚子怎么搞生产？这不是社员欠集体的，是干部欠大家的，他们没有领导好。今年大家好好干，丰收了，这笔债免了！”

有的干部提出建议：贫下中农全免，中农减免一半，地主富农不免。他不同意，说：“阶级路线不能这样贯彻，社会主义要人人有饭吃，人人有事干，连战犯都要给饭吃，咱们唱段打金枝吧——全免了！”他深知，免去的是一个数字，得到的却是群众的生产积极性。那一年，农民关心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好像脖子上的一把锁被打开了。他们生产热情高涨，果真取得了大丰收，粮食产量一亿多斤，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

爷爷在昔阳上台执政，一出手就干了两件别人不敢干的事：一是为干部平反冤案；二是为群众免掉粮食债。他的不凡举动，暖了百姓的心，饱了农民的肚，在干部和群众中树立了较高的威望。

他在昔阳县具有绝对权威，有他坐镇，全县人民得以安安稳稳地搞生产，谁也不敢乱来。别处文攻武卫白热化，惟有昔阳生产建设遍地开花。1970年9月15日，国务院在昔阳县召开北方地区14省、市、自治区农业会议，肯定昔阳建成了大寨县。大寨、昔阳都成了全国学习的好榜样。

“想新的，干大的”

1971年，他在提出治理大寨农田第三个十年计划的同时，开始“想新的，干大的”，抓全县的水利建设。

界都河工程是他抓的第一项工程。他动员大家：“一条河不可怕，怕的是我们拿不出办法。要打坝造地可不能像狼窝掌那样搞，得搞顺水坝。用水坝这么一拦，几千亩地就拦住了。至于这坝怎么打，基础多深，坝多宽就能承受住水的冲击，叫水利局做个规划。还是总理说得对：水不如人可怕！”

正当水利建设准备快马扬鞭的时候，1972年，昔阳县遭到百年不遇的大旱。

为了抢救地里的庄稼，机关、工厂和学校全民总动员一起参加抗旱，全县的卡车、马车、拖拉机和小平车都用来运水浇地。有些村没有机器运水，完全靠人力担水。他们每人每天担水3个来回，一个来回跑30里，可以种30株玉米。一路上常常能见到几百人浩浩荡荡地排成长队挑水的情景，称为“千里百担一亩苗”。这种场面蔚为壮观，就像解放战争时千千万万群众支援前线打仗似的。

爷爷说这是“人不动员，天动员”，并抓住这个机遇，提出“抗旱抗到天低头，抗旱抗出水利化”的号召，动员全县大兴水利，带领各公社干部去参观那些有条件搞水利建设而没搞的地方，将那里的军，一下子就把水利建设推动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