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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部分（第1页）

至于题目叫做《自己的文章》，也未必是因为柯灵所说的“老婆人家的好，文章自己的好”，倒有可能是同苏青开的一个玩笑，因为苏青早在1943年10月已于《风雨谈》第六期发表过一篇《自己的文章》。所以张爱玲的这篇稿子，很有可能是照搬了苏青的题目，游戏笔墨的意味占了很大比重，是夫妻朋友间的一个文字游戏。

苏青是张爱玲与胡兰成的介绍人，他们俩的交往瞒着全世界，却不瞒苏青与炎樱。胡兰成在杂志上评论爱玲，她或许拿着那杂志又笑又骂地同苏青议论过，又借了苏青的一个标题写了篇回复文章——这三个人之间常相往来，以文会友，戏谑无拘，把报刊当自家客厅斗斗嘴取取乐也是很可能的。若然不信，将胡兰成的《谈谈苏青》和张爱玲的《我看苏青》比并着看就知道了。

苏青曾在《天地》创刊号上写了《论言语不通》，而胡兰成接着在第二期里写了《“言语不通”之故》；第六期里张爱玲和苏青各写了一篇《谈女人》，彼此应和，这就像张爱玲和胡兰成曾经各写过一篇《中国人的宗教》一样，是较技，也是唱和；十八期上登了张爱玲的《双声》，是她与炎樱的谈话记录，但是仿佛怕对不起苏青似的，同期又发了《我看苏青》……

还有一个辅证，是《新东方》五月号在发表张爱玲《自己的文章》同时，还发了一篇胡兰成的短文《瓜子壳》。在这篇文章里，他一改平时犀利理性纵论天下的文风，竭尽调侃之能事，写了篇极轻巧精细的小文章：

“我是喜欢说话，不喜欢写文章的。两个人或者几个人在一道，随意说话，题目自然会出来，也不必限定字数，面对面的人或是挚友，或是仇敌，亲密或者泛泛之交，彼此心中雪亮，而用语言来曲曲表达，也用语言来曲曲掩饰，有热情，有倦怠，有谦逊，有不屑，总之有浓厚的空气。倘是两个十分要好的人在一道，于平静中有喜悦，于亲切中有一点生疏，说的话恰如一树繁花，从对方的眼睛里可以看出最深的理解和最高的和谐。又倘是夹在一些不相干的人群里，他知道自己是为谁而说话，知道有谁是在替他辩护，也有一种高贵的感觉……

第九章　与子相悦（3）

然而写文章，是把字写在白纸上，没有空气没有背景，所以往往变成自说自话。那么把谈过的记录下来怎样呢？记录下来也不过是瓜子壳，虽然撒得一地，可是瓜子仁已经吃掉了。然而又非写不可，好吧，就拿瓜子壳出来待客。”

胡兰成在《今生今世》里一再说自己的作文受了张爱玲的影响，仿佛在吃张爱玲的唾沫水，从这篇“习作”中已可以看到端倪。这是他刚认识张爱玲三个月写的文章，是在努力地学习“张爱玲的风气”，连立意也是张爱玲给的——因同月《万象》上载的张爱玲长篇小说《连环套》里，刚好有一句：“照片这东西不过是生命的碎壳；纷纷的岁月已过去，瓜子仁一粒粒咽了下去，滋味各人自己知道，留给大家看的唯有那满地狼藉的黑白的瓜子壳。”

胡兰成大概很为这句隽秀的比喻喝彩，遂延展开来，写了《瓜子壳》自娱，同时也是“曲曲表达”：他同她在一起，是“平静中有喜悦，亲切中有一点生疏，说的话恰如一树繁花”，他们之间，有“最深的理解和最高的和谐”。文中且说：“一次和一位朋友说：你的那一篇关于中国人的宗教文章我读了，不知怎的我的心只是往下沉，有一种淡淡的哀愁与深刻的不愉快。”——这“朋友”是谁，呼之欲出。

一面学习着张爱玲的技巧，另一面便对张爱玲的作品做出更深刻的评析——是对迅雨的回应，还是因“她的文章人人爱，好像看灯市，但我觉得他们总不起劲”，所以要闻鸡起舞，让众人明晓她的好？

《杂志》5、6月分期连载了他一篇长达万言的评论文章《评张爱玲》，文中说：

“这故事（《倾城之恋》）结局是壮健的，作者刻画了柳原与流苏的机智与伶俐，但终于否定了这些，说道：‘他不过是一个自私的男子，她不过是自私的女人。’而有些读者却停留于对柳原与流苏的俏皮话的玩味与赞赏，并且看不出就在这种看似斗智的俏皮话中也有着真的人性，有着抑制着的烦恼，对于这样的读者，作者许是要感觉寂寞的吧！”

这里的“有些读者”倒有可能是“不很礼貌”地直指“迅雨”，因其曾在《论张爱玲的小说》里批评《倾城之恋》不够深刻，所以他要替张爱玲“感觉寂寞”。

至于张爱玲本人，她以悲悯的眼神看待世人，而后妙笔生花，把一枝一叶都描勒得清楚剔透；然而她的人却是不染纤尘，对坊间评论向来不放心上，报上杂志上凡有批评她的文章的，她都剪存，还有冒昧写信来崇拜她，她亦收存，但她却不作答。

柯灵在1978年9月的《怀傅雷》和1984年的《遥寄张爱玲》中两次提到这件事，念念不忘，耿耿于怀：

“四十年代初，我和傅雷开始交往，冷不防就爆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冲突。那时我们祖国正处于艰苦的抗战年代，上海已经沦陷，用傅雷的话说，那是‘一个低气丈夫的时代，水土特别不相宜的地方’。他用化名给《万象》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论文，其中有一段话涉及到他和我都很尊敬的一位前辈作家（按：即巴金）。傅雷在法国专攻的学科之一是艺术批评，这篇文章的重点就在于探讨文学创作的艺术技巧。这类问题，本来完全可以各抒己见，无关宏旨。但一则我以为他的意见未必允当，再则这位前辈远在重庆，而我又一向主张，在沦陷区的刊物上，为避免敌伪利用，不宜随便议论身在抗战前线的战友，哪怕这种议论无伤大雅也罢。鉴于傅雷的倔劲相当出名，我采取先斩后奏的权宜措施，发表时把他这一段文字删掉了。这惹得傅雷非常生气，提出要我在报刊上更正，并向他公开道歉。但我通过朋友向他作了恳切的解释，也就取得了谅解。”（柯灵：《怀傅雷》）　。　想看书来

第九章　与子相悦（4）

这篇文章写于1978年，那时国内对“张爱玲”三个字还态度模棱，这使被“*”吓怕了的柯灵在提起旧事时不但要着意避开张爱玲的名字，并且为了不让人看出痕迹来，连巴金的名字也隐去了，用“前辈”代替。由此可见柯灵为人的小心谨慎。

然而他在1984年，终于大起胆子，把事情说得更明白了——

“其实傅雷的议论，还有个更高的立足点，那就是以张爱玲之所长，见一般新文学作品之所短，指出‘我们的作家一向对技巧抱着鄙夷的态度。五四以后，消耗了无数笔墨的是关于主义的论战。仿佛一有准确的意识就能立地成佛似的，区区艺术更不成问题。’一扬一抑，有一段还涉及巴金的作品。我以为未必公允恰当，利用编辑的权力，把原稿擅自删掉一段，还因此惹恼了傅雷，引起一场小风波。”（柯灵：《遥寄张爱玲》）

不过，如果一定要说张爱玲有什么回应的话，那么我以为《传奇》的出版大概是多少含着些负气的意思的。因为傅雷曾在《论张爱玲的小说》结束语里写着：“一位旅华数十年的外侨和我闲谈时说起：‘奇迹在中国不算稀奇，可是都没有好下场。’但愿这两句话永远扯不到张爱玲女士身上！”

这两句话说得相当严重。而张爱玲在三个月后出版的自己的第一部小说集，书名就叫做《传奇》，四天之内全部销光。

一年后她将《倾城之恋》搬上舞台，并在公演前写了篇文章：

“《倾城之恋》因为是一年前写的，现在看看，看出许多毛病来，但也许不是一般的批评认为是毛病的地方……

我喜欢参差的对照的写法，因为它是较近事实的。《倾城之恋》里，从腐旧的家庭里走出来的流苏，香港之战的洗礼并不会将她感化成为革命女性；香港之战影响范柳原，使他转向平实的生活，终于结婚了，但结婚并不使他变为圣人，完全放弃往日的生活习惯与作风。因之柳原与流苏的结局，虽然多少是健康的，仍旧是庸俗；就事论事，他们也只能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