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去世后,鲁迅就代表自己的一家,和族中的十多户人家议事。这些名分上是长辈的人们,常常讥讽和欺侮鲁迅。有时候,当大家公议这一房中的重大事情时,往往逼着鲁迅表态。鲁迅说要请示尚在狱中的祖父,话刚出口,便有许多恶意的眼光射向鲁迅,像烧红了的针一样,刺伤着他的心。在人间原来竟有这样意想不到的冷酷与阴险,要不是这场灾难的袭击,他也许还不会看清人世间这许多原被脂粉涂抹着的真面目。
鲁迅对他曾经迷恋过、沉醉过的家乡开始感到厌恶了。他看透了那些人的嘴脸,他不愿意再和他们一起生活,也绝不愿意去学做幕友。他决定离开家乡,离开这个过去使他感到爱和欢乐,而现在却只给他带来痛苦和憎恶的家乡。
别了,家乡!心灵里饱含着苦痛的鲁迅,决定到别的地方,走别的道路,寻找别样的人们。
(选自《鲁迅传》林非 刘再复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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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地的追寻(1)
家,无可挽回地破落了。家庭的破落逼着十八岁的鲁迅去寻求新的路。
现实的路,除了鲁迅蔑视的没落书香世家子弟常走的充当幕友、师爷和商人之外,可行的只有两条:一是传统的路,即读书应试的科举之路。中国一代代的旧知识分子在这条风波险恶的道路上颠簸、挣扎和苦斗着,而他的祖父也正是沿着这条路走向彩色的宝塔,然后又摔进囚徒的牢狱的。鲁迅不是不想在这种充满着悬崖与荆棘的道路上试试自己的命运,只是艰难的家境实在无法支持他继续读书。另一条却是异端的路,即学洋务。书生去当兵,这在当时并不光彩,它被世俗的人们看成是走投无路而把灵魂出卖给洋鬼子的邪门歪道。然而,世间的路虽多,对于陷入困顿的人们,是没有太多选择的自由的,鲁迅只能走后一条路。
洋务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真是一场悲剧。鲁迅出生时,这个运动正处在高潮中,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想通过引进西方技术来富国强兵,以挽救清政府的危局,然而这种微弱的变革却遭到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闭关锁国”的顽固派的抵制。最后随着甲午战败,丧权辱国,洋务运动也宣告破产。洋务运动的失败,使得洋务学堂的名声更坏了。绍兴城内曾办了一个中西学堂,不仅教汉文,而且教洋文和算术,可是在绍兴的圣贤之徒眼里,这简直是可笑之极。如今,洋务运动走完了它的终点,而这个终点,却成了鲁迅走向社会的起点和第一个阶梯。
鲁迅对于自己将要踏上的阶梯,是满怀希望的——也许这里正潜伏着光明。鲁迅不相信中国社会到处都像家乡一样黑暗,都那样充塞着狗—样的势利眼。他悄悄地下定决心:不管前面的路上有着怎样崎岖的山岭,怎样迷茫的风沙,也要闯一闯。中国的土地这么辽阔,应该去寻找别一样的人们,别一样的土地,别一样的冷暖。
1898年5月1日,鲁迅决定远走,他带着母亲辛苦张罗到的八元川资,把母亲为他远行而洒下的热泪收进心里,便告别了爱憎交融的故乡,也告别了苦乐参半的少年时代。
家乡混浊的河水把鲁迅送到了上海,然后他又乘船沿着长江逆流而上。刚刚惜别故园的青年,立在船头,翘首南望,只见江天茫茫,烟波浩渺,大地正笼罩着一派落日余晖。在徐徐行进着的船上,他听着陌生人操着异乡口音在交谈,突然感到一阵悲怆。一种交织着悲哀的思念之情像喷泉般地涌上心头:在大江那边,在看不见的远方,有慈爱的母亲和弟弟,他们这时在想些什么呢?哦,一定是在思念着我,猜想着我走到哪里了。几年之中,家庭里常是风风雨雨,祖父入狱,父亲长逝,只有母亲和弟弟守着那凄冷的家园。想到这里,他禁不住泪水夺眶而出。与母亲、弟弟朝夕相处的家庭生活结束了,他将要跨进社会的门坎了。在江那边的烟波迷蒙处,留下的是自己的少年时代,而在大江的这一边,他就要开始自己的青年时代了。
经过一个星期的旅程,他来到了古老的南京城。
踏进南京的时刻,正是震动中国的戊戌变法的前夜。再过一个多月,即6月11日,光绪皇帝就要下诏“明定国是”,开始维新运动了。
1894年甲午战争失败之后,帝国主义列强们更放肆地吞食中国的河山,台湾、澎湖、旅大相继被掠走。1897年底,德国舰队又强占胶州湾,这一新的陆沉之耻,震撼了大清帝国的朝野。康有为就在这个时候第五次上书。他沉痛地写道,如不变法,将要国破家亡。光绪皇帝随即也向慈禧痛哭陈词,说他不愿当亡国之君,慈禧太后无言以对。于是,光绪下令让康有为统筹新政。1898年初,康有为第六次上书,提出定国是、征贤才、定宪法三大政治纲领。鲁迅到南京时,正是整个受伤的民族在寻找新的出路的动荡年月。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异地的追寻(2)
鲁迅乘坐的轮船在下关码头上停泊,这时,他心中跃动着希望。他贪婪地看着这个古旧的大都市,奔流不息的东去的大江里,忧郁的波浪拍击着堤岸,吼叫着,用力地冲刷着那乌黑的、布满着绿苔的码头。在浮动着泡沫的江面上,停泊着几艘外国军舰,另有几艘外国货轮正在江上穿梭,其中一艘突然发出一声汽笛的怪响,得意地从船尾鼓起—叠叠白色的浪花。
鲁迅不想多看这一切,他匆匆走上码头,只见衣衫褴褛的码头工人们正淌着大颗大颗的汗珠在搬运货物。在忙碌的人群后面,有几家引人注目的洋货店,那里排着“摩尔登糖”和各种洋货。鲁迅匆匆离开码头,走上一个长长的高坡,这就是仪凤门。门的左边是狮子山,上边设有炮台,驻守的清兵在山下看守,中国人不得走近,只允许洋人去“游览”,从江边到仪凤门下,仿佛都是洋人的世界,鲁迅感到一种莫名的愁闷。
过了仪凤门,鲁迅便看到自己将要在这里生活的江南水师学堂了。他的追求将从这里出发,于是,他轻轻地抬起头仔细地看了看这个海军学堂。学堂比他原先所料想的要糟得多,没有什么像样的建筑物,只有一排低矮的陈旧的平房,四周还丛生着不知名的杂草,一根二十多丈高的桅杆和一个不知有多高的烟囱,矗立在地上,这就是学堂的标志。
这所衙门式的官办学堂,是洋务派为了训练水兵而建立的。当时清政府认为英国的海军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因此聘请了几个英国的下级军官当教员,并且一星期有四天的英语课。鲁迅所以会在广阔的中国选择这个地方,是因为他的一个名叫椒生的叔祖,在这里当管轮班的监督。监督是州县一级的官吏。鲁迅一到南京,就先借住在这个叔祖家。鲁迅称周椒生为庆爷爷。庆爷爷中过举,在周氏家族中称得上是个重要人物。那个骂鲁瑞放脚是想嫁给洋鬼子的“金鱼”,就是他的儿子。这父子二人都是视改革为荒唐事的顽固党。周椒生平时爱穿上面三分之二是白洋布、下面三分之一是湖色绸的“接衫”,长长的两色绸衫,肥肥的袖子,是忠于传统的大清官吏的打扮。他是道教信徒,每天早上都要去净室里跪诵几遍《太上感应篇》。为了表达自己的虔诚与仁慈,他还特地雇了一个人,整天挑一副写着“敬惜字纸”的竹篓,沿街拣着字纸。这个工人还替周椒生上街买螺蛳,然后又去放生。每天晚上,庆爷爷都要自省,记功过格,然后才坦然睡下。鲁迅到这个大都市里寻找别样的人们,遇到的第一个重要人物,就是这个做官的叔祖。这位叔祖,自己在水师学堂里当官,却对这种洋务学堂极为蔑视,他觉得自己的本家侄孙,竟穷酸到付不起学费,未能走科举的光宗耀祖的正路,而到这里来准备当一名摇旗呐喊的水兵,实在很不体面。为了不给九泉之下的祖宗丢脸,他觉得鲁迅不宜使用家谱中的名字,就这样,他把“豫才”改名为“树人”。鲁迅万万没有想到,身在水师学堂的叔祖,竟是这样瞧不起学习洋务。
鲁迅在学堂里试习三个月之后,被编入最末的一级的三班,而且是管轮班。这个学堂原有驾驶、管轮、鱼雷三个班,此时鱼雷班已经办不起来了。如果能分在驾驶班,将来还可以到舱面上看看雄浑的大海,呼吸大海上的强劲而新鲜的风,管轮的水兵却只能关在舱底吸着闷热的空气,这对于自尊心很强的鲁迅是一个打击。而使鲁迅更不满的是,他补不上二班的缺额,当个三班生总是低人一头。这个小小的学堂,也是一个小小的等级社会。低班生衣食住行都低人一等。就说吃吧,早餐号一吹,三班生得连翻带跑地赶到饭厅,然后端端正正地把稀饭和腌萝卜咽到肚里。而高班生就用不着这样了,他们可以高卧在自己的床上,等会儿自然有人托着长方木盘,把饭送上门。午餐晚餐更是紧张,高班生一桌六人,坐位都有一定,低班生不得随意闯入;而低班生这里却没有固定坐位,他们一听到吃饭的号声,又须直奔饭厅,在不是高班生所占据的桌子边抢个空位,赶紧坐下,才能够安稳地吃起来。在这种紧张的奔窜之中,高班生自然是可以从从容容的,他们在通向饭厅的走廊上,慢吞吞地、大摇大摆地踱方步,并且将两臂撑开,活像一只大螃蟹,走在他们后面的低班生虽然着急,却不敢绕越僭先,只在高班生的后面老老实实地跟着。一到饭厅,低班生们就像是傍晚寻不到巢的鸡,急忙地到处乱钻,待找到位置坐下,菜碗中的雪里蕻上面那可怜的几薄片肥肉早已不见,只好吃素餐饭了。鲁迅真看不惯那些拥有小小的特权的高班生。这些螃蟹似的家伙,尚未成为名公巨卿,就已经官架子十足,这与鲁迅所预想的别一样的人们,真是相去太远了。
异地的追寻(3)
死水般的学校生活乏味到了极点。一个星期有四天读英文,一天读《左传》,一天读汉文。嘟嘟嚷嚷地读几天英语的“It is a cat”,“Is it a rat?” (“这是一只猫”,“这是一只老鼠吗?”)又嘟嘟嚷嚷地读古板的“君子曰,颖考叔可谓纯孝也已矣,爱其母,施及庄公”。特别是那些散发着陈腐气息的八股式的作文题,什么“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论”,更叫鲁迅伤透了脑筋,早晨刚吃了千篇一律的稀饭和腌萝卜并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味道和感受,更谈不上什么可做百事的雄心,现在硬着头皮作这样的文章,实在不是滋味。那些老先生们对于新知识又是一窍不通,对于新名词、新概念总是望文生义。连“地球”是什么东西也搞不清楚,有个教汉文的老先生就以为地球有两个,一个自动,一个被动,一个叫东半球,一个叫西半球。至于什么叫做社会,更是说不清,因此就解释成古代的结社讲学。有的老师还抽鸦片,学生们对此倒也可以不管,但他们讲课时那种比鸦片烟气味还要浓的八股气味真叫人难受。既学洋文,又学八股,既要革新,又要崇古,洋与汉,古代与现代,摩背挨肩地并存,几十个世纪压缩在一时,当时的中国社会就是充满矛盾,学堂也生存在这种矛盾之中。世界虽大,然而彷徨的民族能寻得出一个位置吗?鲁迅是怀疑的。
学堂又是那样地名不符实,如果真的像个海军学校,也许还不会那么沉闷,上专业实习课时,还可以让这些血气方刚的十*岁的小伙子,去品尝一下飞腾的浪花,大千的雄伟,增加一点生活的色彩和情趣。然而,一点也没有。每星期中只是爬桅杆一次,按着名次,两人一班地爬上爬下,只爬到一半,便从左边转到右边,走了下来;但这好像是在乏味的生活中放下的一点盐,鲁迅是喜欢的。他爬到桅杆的高处时,可以近看狮子山,远看莫愁湖,山光湖色映入他的眼帘,他心里仿佛跃动起一点愉悦之波。然而时间一久,老是这样千篇一律地爬杆,也是很枯燥的。至于在吃午饭时,突然吹号上体操课,更没有什么意思。一般学生弄弄哑铃,或弄弄像酒瓶似的木制棍棒,有点本事的学生还可玩木马、云梯和杠杆,或者翻筋斗,竖蜻蜒。不过刚咽下饭就舞枪弄棒,是很不符合卫生习惯的。本来可以调节一下沉闷生活的供训练水兵用的游泳池,却已经被填平了,因为在鲁迅到这里之前,曾经有两个年幼的学生在池里淹死,学堂的大人们实在仁厚得很,他们决定填平游泳池,并在填平的地面上盖起一座关帝庙,每年七月十五日还要请一群和尚到雨天操场来放焰口,超度那两个年幼的屈死的灵魂。现在这个关帝庙里住着一个打更的老头子,这个久经世故的老头,参加过攻打太平军的战争,是个不大不小的都司,现在已是六十开外的人了。他在庙里也很舒坦,在关帝爷保护下自得其乐,还养了几只母鸡,有时可以隔着窗门偷偷地向未来的水兵们兜售他的鸡蛋,赚几个钱换酒喝。鲁迅尽管没有什么当大清水兵的抱负,然而看到堂堂的水师学堂连个水池也没有,而且还这样求神问鬼,毫无上进的气息,不能不感到异常失望,感到这里简直是乌烟瘴气。
更叫鲁迅不满的是,这个并非真正是衙门的学堂,却偏偏要摆着衙门的架式,例如在大堂里还要摆着“令箭”,谁要是冒犯军令,甚至会有被杀头的危险。鲁迅在这里上学还不到半年,竟受到了一次处分。原因是一个派头很大的新教员,老是睁着一双傲气的眼睛,装着学者的模样,可是有一次却露了马脚,竟把一个名叫“沈钊”的学生唤做“沈钧”,于是,看不惯装模作样的淘气的学生们,就把这位教员叫做“沈钧”。大家越叫劲头越大,连叫带哄过了头,同学之间竟吵起架来。这种胆大妄为的犯上行径,叫学校的统治者们十分恼怒,两天之内,给鲁迅和另外十几个同学记了两次小过,两次大过,差一个小过,就要被开除了。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异地的追寻(4)
鲁迅所寻找的别一样的人间,原来与家乡一样严酷、寒冷和黑暗,乌烟瘴气弥漫在这个被他寄托着希望的地方,他心里感到沉重,感到告别母亲时那种天真的幻梦在嘲弄着他,原来洋务运动竟是这样不景气。在这种心境下,他于12月间请假回乡一次,并与他的弟弟周作人一起去参加了12月18日的县试,这是鲁迅一生中头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参加科举考试。
那时的考试都是做八股文章,从“破题”、“起讲”,一直追加到“后股”,共成八股,才算完篇。而八股文的题目都出在“四书”上面,算是“代圣人立言”,因此“四书”要读得滚瓜烂熟,能够背诵,这才有进考场的资格。踊跃走进这个命运的赌博场里去试试自己运气的人还真不少,会稽一县的考生就有五百余人。当时出榜以五十人为一图,写成一个圆图的样子。共有十图左右,而每年考取秀才的定额只有四十名,即首图上的前四十名。鲁迅初试的成绩不坏,名列第三图的第三十七名,周作人考在第十图的第三十四名。鲁迅虽然得了这样的成绩,但是没有去参加复试——府试和第二年的院试,就回南京了。而鲁迅的母亲在其他参加考试的叔辈再三怂恿下,也花了三两块钱,雇了本家族叔周仲翔的妻弟莫与京去冒名抢替,最后大案公布,鲁迅在八图第三十名,而周作人则在四图第十七名。
鲁迅回乡唱出人生中的这段小插曲时心情是矛盾与烦忧的。这个刚刚十八岁的青年,旧学底子是很厚实的,如果往这条路走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