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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部分（第2页）

刘师培在北大所从事的文学史教学与研究活动，尤其是《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的出版，起到了垂之后世的“典范”作用。有人评论说：“在现代中国学界，真正将‘文学史’作为一‘专门学问’来深入探讨，而且其著述的影响历久不衰者，此书很可能是第一部。”

刘师培魂归道山后，蔡元培在《刘君申叔事略》中无限惋惜地说：“向使君委身学术，不为外缘所扰，以康强其身，而尽瘁于著述，其所成就，宁可限量？惜哉！”

有人说：刘师培在政治上屡次失足，其品行在生前已为人所不齿。而对他在学术上的贡献，学界评价却始终如一。

有人嘲弄刘师培一生是“在风雨飘摇的乱世中笑熬糨糊”，这锅“糨糊”足够他消化一万年的了。乱世如狂流，人人好变，人人善变，不少人都在政治追求上反复无常，区别只在有无高标，有无底线。刘师培善变，总是在污泥浊水中辗转其身，最终变得委琐，变得龌龊，道德学术双双受损，遭人鄙弃，关键就是他一而再再而三地甘于堕落，根本没想过要严守底线，大有越堕落越快乐的劲头。

黄侃曾评价老师刘师培曰：“忧思伤其天年，流谤及于后世，贻人笑柄，至可痛惜！”王元化先生评曰：“世人诋诃，多出于道德上的责备，殊少思想上的探索。其实从激进革命走向拥戴独裁，也不是没有思想上的线索可寻。这在中外近代史上是不乏先例的。所谓两极相反亦相通。”

鲁迅在给钱玄同信中称刘师培是个“卖过人肉的侦心探龙”。

关于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鲁迅于1928年评价说：“我看过的已刊的书（指中国文学史一类），无一册好。只有刘申叔的《中古文学史》倒要算好的，可惜错字太多。”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著名演讲中，鲁迅推荐说：“研究那时的文学，现在较为容易了，因为已经有人做过工作……辑录这时代文学讲座有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对于我们的研究有很大的帮助。”同时声明：“我今天所讲，倘若刘先生的书里已详的，我就略一点；反之，刘先生所略的，我就详一点。”

刘师培的叔父在给他撰写的墓志铭中道：“侄得名太早，厥性无恒，好异矜奇，狷急近利。”

陈钟凡在《刘先生行述》中说刘师培“不能忘情爵秩，时时为佥壬牵引，……遂入于坎陷”。

五、吴宓

〔吴宓（1894～1978年），字雨僧、雨生，笔名余生。陕西省泾阳县人。民国著名西洋文学家，比较文学家。〕

【名字】

吴宓原名吴玉衡，乳名秃子。“玉衡”为北斗七星之一。由于吴宓自小体弱，1901年，祖母大宴宾客，请吴宓的姑父、诗人陈伯澜为孙子更名，以破除不祥，增强体质。不知是否酒后糊涂，陈伯澜挥笔写下“陀曼”二字，从此，吴玉衡也就变成了吴陀曼。

“吴宓”之名是吴宓1910年报考清华学校时自己所取。当时他随手翻《康熙字典》，闭目一指，得一“宓”字，遂自称“吴宓”。1912年春，清华学校因清廷倒台，民国改制而暂时休学，吴宓转入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当时，圣约翰的一些同学嘲笑吴陀曼为北方“乡下人”，他们趁吴陀曼课间外出，在黑板上写下“糊涂men”（谐音吴陀曼）几个字。从此，吴宓决定以后在发表言论的场合，使用“吴宓”，而不再用“吴陀曼”。

吴宓被同学嘲弄之事传开后，一日的国文考试课上，国文老师庞先生提出要为“吴陀曼”改名。庞先生问，“陀曼”二字是否出自“曼陀罗”？吴宓回答，是。庞先生说，“曼陀罗”语出佛典，是名词译音，指的是“红莲花”。“曼陀”二字万不可前后倒置。说罢，庞先生径自在试卷上将“吴陀曼”改成了“吴曼陀”。课堂上，吴陀曼并未否决老师的建议，点头称是。但他的名字是祖母之命，姑父所取，得到了全家人的同意，弟妹都以“曼”字排行，怎敢轻易改动？所以，在以后的岁月里，吴宓不论走到哪里，总是对人说起，他原名“吴陀曼”。

在哈佛大学读书期间，吴宓结识了陈寅恪。陈告诉吴宓，“曼陀罗华”（Mandara）本是梵文名词译音，“曼陀”二字正如“威廉”、“亨利”，决不可颠倒为“廉威”、“利亨”，所以“陀曼”一名实在不通。

吴宓字“雨僧”，世人多认为此应出自蒋捷那首沉郁感人的《虞美人·听雨》：“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一句。

【少年】

吴宓不到一岁生母李孺人即病逝。吴宓对于其母的音容笑貌毫无记忆，也无法想象，为此，他引为终身之恨。很多研究者认为：吴宓幼年母爱的缺失影响了他一生的情爱观。

吴宓因幼年丧母，祖母怕吴宓无人照顾，做主将3岁的吴宓出为其叔父吴建常（称仲旗公）的继嗣。仲旗公在1987年的陕西乡试中被录为副贡生，少年得志，弯弓骑射，西出阳关，欲在边塞建功立业。辛亥前后，仲旗公曾官至陕甘都督的参谋长兼秘书长、凉州副都统，辞官后赋闲沪上。吴宓对仲旗公的学问、修养、道德、行谊深为佩服，对仲旗公一生受女人爱慕的女人缘也羡慕不已。连仲旗公在沪涉足风月场中，引来名妓争相求宠、争风吃醋的风流行为，也为吴宓所称道。吴宓独遗憾仲旗公没有“早以女子之心理及恋爱之技术”传授给自己，致使自己在情场中追逐多年，却总是失意人。

吴宓成年成名后，他的同乡民国元老于右任在一首诗里这样写到他们父子：

〖泾阳吴老字仲旗，其子之名号陀曼。

父为大侠子学者，我亡命时蒙疏饭。〗

仲旗公远在西北边关求功名，所以吴宓的实际生活还是由父亲芷敬公及续弦雷孺人照料。祖母杨太淑人怕吴宓受后母虐待，便亲自照料吴宓。1905年冬，吴宓被送往三原县北城，师从泾阳王麟编读书。祖母随同吴宓移住三原，陪伴孙儿读书，直到第二年6月病逝。

吴宓在祖母的溺爱下生活了12年，但这对他来说并不是一份有益的赐予。晚年，吴宓曾在自编年谱中追忆祖母对自己的溺爱，反思这份溺爱对自己的影响：“（1）溺爱，纵容过甚。不但使全家人皆不服，且养成了宓之许多不良的性行、习惯。（2）宓一生感情，冲动甚强。往往以一时之感情所激，固执私见，孤行己意，不辨是非，不计利害（后乃悔悟）。又自己勤奋劳苦，而不知如何寻欢求乐，无逸豫之情，少怡悦之意。即是：能工作，不能休息。能紧张，不能纵逸。对人，则太多计较与责难——以上皆类似（杨太淑人）之个性，由不自觉（无意）的摹仿而来者。”

一次因为祖母和继母的矛盾，吴宓遭受了平生“只此一次”的体罚：

1904秋，某夜。宓读完《左传》中陈公子完奔齐一长篇，能背诵，杨太淑人始同宓寝，时已甚迟矣。中宵，杨太淑人忽起，将宓重责痛打一次，就炕铺上压宓俯卧，用两手力拧（扭，扯）宓臀、腿、臂等处之肌肉，至于红肿，宓大哭叫。芷敬公不敢来，雷孺人不便来。独有刘妈闻声驰至，涕泣抱宓于怀，极力救护，劝止。杨太淑人旋即放手，侧坐。泪如雨下。久之，杨太淑人自往外间堂屋正中椅上端坐，刘妈侧立，扶持宓跪于其前。杨太淑人坚持送宓至井边，命宓即投井死。刘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