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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伍尔曼日记 第四章（第1页）

1757—1758

拜访伯灵顿的教友；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弗吉尼亚州和北卡罗来纳州之行；关于该地教友情况的考虑和蓄奴地做的布道以及关于蓄奴问题的一些记录；写给新花园和鹤溪教友的信；关于黑人宗教教育忽视的思考。

1757年5月13日——这时候我身体健康，正和教友们在外访问会友，住在伯灵顿一位教友家中。我按照惯常时间就寝，夜半醒来，躺在床上沉思主的善良和仁慈，并存悔罪之心。不久再次入睡，但又醒来。这时天色甚黑，天既未亮，亦无月光。可是当我睁开眼睛，却看见房中一团亮光，约在五尺之遥，而光的本身直径约九英寸，是一种清晰明亮的光，中心更为光耀。我安静地躺着，望着它，并不觉得惊奇，这时我听到有人对我说话，贯穿我的整个灵魂。这并不是思想作用，亦不是由于所看见的现象引起的，却像是那圣者在我心中所说的话。那话是：“神圣的真理是有实证的！”这句话重复了一遍，然后光消逝了。

这时我越来越想到南方去做访问，于是向月会请求，并取得证件，独自动身。我的一位住在费城的弟兄刚好因事将往北卡罗来纳州去，他提议和我结伴，同行一段路程。起初我因他有俗务，觉得不便与他同行，曾和他作多次谈话。最后我终于觉得心中安定，又和费城长辈教友讨论，乃同意与他结伴。在取得了必需的证件后，我们遂于1757年5月动身。在抵达诺丁汉聚会处后，我们寄宿于约翰·丘奇曼家中。在这里，我遇见了从新英格兰来的朋友本杰明·巴芬顿，他刚好访问南方归来。从这里我们又渡过了萨斯奎汉纳河，寄宿于马里兰州的威廉·考克斯的家。

当我进入这一地区之后，一种深深的痛苦感萦绕我心。这是我每当想起这一带地方时所有的感觉，我也在同意和我兄弟结伴同行之前向他提起过。这一地区和南方诸州移民的生活多依靠奴隶劳动，有的奴隶被役使过甚。这时我所关切的乃是我应当专一听从上帝的声音，能够在人的面前坚定不移。

依照惯例，教友们在访问中应该受到免费招待，但我在接受那种因借剥削他人而有的慷慨，节省了自己的金钱时，心中总觉不安。接受礼物，使受者对赠予者有了义务，且自然有了使他们结合的倾向。为了避免这种弊端，并使居判断地位的人不至陷于偏见中，上帝曾禁诫说：“不可接受任何贿赂，因为贿赂能叫明眼人变瞎了，又能颠倒义人的话”（《出埃及记》23：8）。可是我们的主曾差遣门徒出去，吩咐他们不必携带粮食，却说工人得到工资是值得的，他们对福音的劳力应获得相应的款待，因此不能说他们是接受贿赂。然而对这一点我仍旧不十分清楚。不同之处在于：当时门徒所受到的款待乃是出自那些一心向着上帝的人，他们敬爱门徒和他们所宣扬的真理。至于我们，原属同一团体的分子，认为互相接待似乎是出于客气，有的时候且是为了声望的关系，并不是心甘情愿的。行为比言语更有力量，当他们在实际上表示奴隶贸易并不是不对，反而更可加提倡的时候，在精神上当然不会和拜访他们的某些教友意见一致。

因为这和我之前敬重的一些人是如此不同，因此我对这个艰巨工作的前途十分担忧。我心中如此矛盾，使我几乎要同情先知摩西在他软弱之时所说的话：“你这样待我，求你立时将我杀了，如果我在你眼前蒙恩。”（《民数记》11：15）但不久我就明白了我之所以有这种感觉，是因为我没有顺从上帝的旨意。我心中无限悲愁，曾虚心地在全能的上帝面前流泪呼求，盼望得到他的恩典和帮助。经过重重磨炼之后，我比之前更能明了诗篇作者所说的话：“我的灵魂很宁静，好像一个断奶的孩子”（诗篇131：2）既蒙帮助，知道更顺从他，我就觉得好像从风暴中被拯救出来，以平静的心前进，深信我若专诚靠主，他必引领我渡过一切难关。而且借着他的力量，我可能付款给团体中那些接待我的朋友们——如果我觉得不如此做即将妨碍到主所召我从事的工作。当我旅行回来抄写这日记之时，我愿补充一句，我因良心上的责任感，曾多次这样做。我的方法是：在我快要离开那招待我的教友之家时，如果我觉得若不留下些钱，即对不住那些被压迫的奴隶，我就私下向那家的主人提起，请他接受一些银子，转给那些他们认为最需要的黑奴。有时候若认为合宜，我就亲自把钱给予黑奴。我在出门之前已预料到有这种需要，所以准备了好些碎银子。有时候还因拿钱给一些似乎富有的人，引起他们的反感，彼此都不愉快。但我心中既然有这种感觉，且对主的敬畏之心有时完全支配着我，所以我的方法比我所预料的更为顺利，很少有人以为我付款给他们是对他们的侮辱，多数人在表示客气之后即行接受。

5月9日，我在一位教友家中早餐，然后他陪我们走了一段路。我以敬畏主的心同他谈起关于蓄奴的问题，为了这事我心中忧愁，所以用最坦白的话向他提出，他态度温和地听我说话。路上我们未参加其他聚会，因为我一心盼望赶上弗吉尼亚的年会。在旅行中我不时感觉到从心中发出的呼声：“哦，主啊！我是地球上的一个陌生人，求你不要向我掩面。”11日，我们渡过了波拖马可河和拉帕汉诺克河，留宿于罗亚尔港，路上遇着一位民兵上校，似乎是一个颇有思想的人。我找机会向他说出了我的想法，那些依靠自己劳动生活，并训练子女如何节俭如何经营的人，比那些依靠奴隶劳动生活的人确实快乐多了。他表示同意我的话，并说那些怠慢不听话的黑奴的行为往往引起麻烦，又说我们自己一天所做的抵得上奴隶两天所做的。我答称自由的人能够适当地关心自己的生活，从努力养育自己家人中获得满足；奴隶则不然，他们的劳动，无非为了供养那些把他们当作财产的主人，而他们自己除了被奴役之外，一生无其他盼望，所以缺少那诱使他们勤劳的动力。

在谈论一会儿之后，我又说：“人有权力，却常常误用它。我们奴役黑人，而土耳其人以基督徒为奴隶，我总相信自由乃是一切人生而有之的权利。”他并不否认这一点，可是他说黑人在他们本土的生活情况极为恶劣，来到这里后许多人的生活比原来的还好。我说：“我们两人的行动原则恐怕是大不相同。”我们的谈话到这里结束。在这里我愿意补充的是这事以后有另一人亦提出同样意见，认为黑人因本土的骚扰和不安定，都处在悲惨中，以此理由作为捕拿他们来做奴隶的辩护。我回答说：“如果我们真的是为同情这些非洲人痛苦的处境才买他们，那动机必使我们善待他们，好叫这些因悲惨情况离开本土的人能够在我们当中享受快乐生活。他们既同属人类，他们的灵魂和我们的灵魂同样宝贵，也和我们同样需要《圣经》的帮助与安慰，我们不能规避教导他们的责任。可是既然我们在实际上表现了我们之所以收买这些人，无非为自己的利益，又既然收买俘虏可使好战的人打得更起劲，并造成更严重的灾荒，所以借口他们在非洲情况不良，实不足以作为我们的辩护。”我又说：“在我看来，南方诸州目前处境甚难，奴隶们正像一块沉重的石块压在他们的肩头上。如果白人仍然不顾一切，选择保留他们从奴隶身上所获取的财富，不依照良心对待同类，那么他们肩头上的重负必定一天比一天沉重，直到有一天必须改变时，形势将不利于我们。”那人对我的话表示同意，并承认南方对待黑奴的情形使他有时想到，应像全能的上帝一样公正地制止这种情况的发生。

我们沿直线旅行经过马里兰，于12日抵达弗吉尼亚的锡达溪，和教友们相聚。第二天我与好几位朋友结伴骑马至坎普溪。一天早上，在途中我忽然深深地感觉到我在这些困难事上急需神的帮助，心中非常痛苦。我暗暗地求告至高者，说：“主啊，恳求你向你所造的忧伤可怜的人显出慈悲！”不久我就觉得宽慰。同行中有一人开始谈论贩奴的事，并为这种买卖辩护。他说黑人是该隐的后裔，他们的黑皮肤是该隐杀害他兄弟亚伯之后上帝给他们的印记。该隐既是那样邪恶的人，他的族类当奴隶正合适，这也是出于天命。另有一人也发言赞成他的意见。我回答说：“根据《圣经》记载，洪水之后只有诺亚一家存活。诺亚属于塞斯族，而该隐一族已灭亡了。”他们当中有一人说：“洪水之后哈姆到了诺德那里，娶了妻，诺德是遥远偏僻的地方，该隐后裔住在那里，洪水的泛滥未及于这地方。哈姆被诅咒须作他弟兄奴隶的奴隶，他又和该隐之后结亲，这两家结合所生的，岂不是宜于永远为奴？”我回答说：“洪水乃是神对世人邪恶的惩罚，该隐一族既然是最邪恶的，若说他们可以不受洪水泛滥之灾，那是不合理的。至于说哈姆到诺德娶妻的事，未有明确的时间，诺德在哈姆第二次娶妻时可能已有诺亚后人居住。更重要的是经上明明说‘凡在地上有血肉的动物都死了’（《创世记》7：21）。”我又提醒他们先知曾一再说到“儿子必不担当父亲的罪孽，人人均须担当自己的罪恶。”我对于他们那种错误的想法深觉烦恼，以沉重的心情告诉他们：“一般说来，蓄奴的动机是在乎喜欢逸乐及贪图便宜，而人们惯以脆弱的理由来为无理的事辩护。我对于辩论原无兴趣，只盼望得到真理。我相信自由是他们（黑奴）的权利，现在他们非但被剥夺了自由，且在许多方面遭受非人道的待遇。我亦相信那作为被压迫者避难所的主在他所定时候来到之日，必然为他们申冤。到那时那些在他面前行为正直的人必将大有喜乐。”我们的谈话至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