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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斯隆说道，“你和我以前讨论过这个问题，我觉得咱们不会意见一致的。你所说的‘诋毁一切’，在我们新闻界是正当的质询，公众有权利知情。这已经成为新闻报道的一项功能，就是挑战政治家和官僚，质疑我们被告知的一切——包括好的事情。事实上，政府会撒谎和欺骗，无论是民主党、共和党、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还是保守主义者，一旦执政，都是如此。”

“我们确实在挖掘新闻的时候会很尖锐，我承认偶尔会有些过火。但正因为我们这么做，才使得许多谎言和掩饰被曝光，如果放在过去，那些执政者会就此逃避惩罚。正是由于电视界倡导了尖锐的新闻报道，才使我们的社会一点点变好，变清明，国家运行的机制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至于总统，爸爸，如果他们中间有一些人显得卑微的话——大部分都会，那也是他们自己造成的。的确，我们有时会推动这个过程，这是因为我们是怀疑论者，甚至是愤世嫉俗者，经常不相信总统给的所谓‘安慰糖浆’。也正是上层的欺诈，所有的上层阶级，让我们不得不这样工作。”

“我希望总统在某种程度上是属于全民的，而不是某一党派。”尼基说。他若有所思地接着说：“如果国父们让华盛顿做国王，而让富兰克林或者杰斐逊做总统难道不更好吗？那样，华盛顿的子孙们就会成为国王和女王，那么我们就会有一个国家元首让我们自豪，还有一个总统接受责备，就像英国首相一样。”

“我们国家巨大的损失，尼基，”他的父亲说道，“就是你没能在制宪会议上提出这个观点。就算华盛顿的孩子是领养的，那也要比之后发生的事情更加明智。”

大家都笑了起来，接着安格斯严肃地说：“战时的报道——尼基，对你来说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现在的大不相同。我们感觉那些写报道的人和电台播音的人总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现在已不再是这样了。”

“只是在不同时代发生的不同战争而已，”克劳福德说道，“就像采集新闻的方式发生了变化，新闻的概念也改变了。许多人已不再依赖‘我的国家是对还是错’。”

安格斯抱怨道：“我没想到我的孩子会这样说。”

斯隆耸耸肩：“好吧，你现在听到了。新闻界那些致力于真理的人想要确定我们的国家是对的，而不是被执政者蒙骗。我们所做的在你看来，就只有问一些尖锐深入的问题。”

“难道你不认为你们对于‘二战’的提问很尖锐吗？”

“那还不够。”斯隆回答。他停顿了一下，犹豫着要不要深入下去，在做出肯定的决定后，他接着说：“那时你参加过对施韦因富特的B–17轰炸机首次空袭行动吧？”

“是的。”安格斯接着对尼古拉斯说，“那是在德国中部，尼基。那时，那儿可不是什么好地方。”

克劳福德无情地继续：“你曾经跟我说空袭施韦因富特的目的是摧毁滚珠轴承工厂，那些执行轰炸任务的人认为缺少了滚珠轴承，德国就会停止战争。”

安格斯慢慢点点头，知道儿子要说什么：“他们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

“那么，你也知道，战后人们发现那次行动根本没起作用。尽管在那次空袭和其他行动中，美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是德国从来不缺滚珠轴承。从政策到计划都错了。好吧，我不是说那时的新闻界能够阻止这种可怕的浪费。但是，现在会有质疑的声音——不是在事后，而是在事情发生的过程中，所以质询和公众知晓就是一种约束，能够减少生命的损失。”

听着儿子说话，老安格斯脸上的皱纹由于回忆和痛苦更加深了。大家的目光集中在他身上，他看起来很沮丧，陷入深深的回忆中，仿佛一下子更老了。他声音颤抖着说：“在施韦因富特，我们损失了50架B–17轰炸机。每架飞机上有10个人。只那一天就牺牲了500名飞行员。1943年10月的同一周，我们又损失了88架B–17，接近900人牺牲。”他的声音渐渐变成了低语。“我也参与了那几次空袭。最糟糕的事就是在晚上，周围都是空床位——都是那些没能回来的人的床位。从那一周到之后的日子里，我常常半夜醒来，看看周围，我想知道，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我回来了，而那么多人却没回来？”

气氛变得很感人，让斯隆后悔自己说了那些话，真不应该和自己的父亲争个高低。他说：“对不起，爸爸。我不知道自己揭开了你的旧伤疤。”

他的父亲好像没有听到，继续说道：“他们都是好人。很多好人。很多都是我的朋友。”

斯隆摇摇头：“别再说这个了。我说过了，对不起。”

“爷爷，”一直在认真听的尼基说道，“你打仗的时候，执行任务的时候，害怕过吗？”

“天呐，尼基！害怕？我简直被吓坏了。高射炮在周围爆炸，炸出来的锋利铁片能把人切碎……成群的德国战斗机扑过来，枪炮声不断，你总觉得他们都在瞄准你一个人……看到其他B–17起火或者急盘旋下降，你就知道飞行员再也不能用降落伞逃生了……那是在27000英尺的高空，空气寒冷而稀薄，一旦你害怕得出汗，就会结冰，就算有氧气你也很难呼吸……我的心常常提在嗓子眼儿，有时甚至还有内脏。”